- 我在水库塌方砸伤出院后，因伤病大队安排我去学校教学时与我的学生的一张合影(左为我，右为另一位老师)
那年我十八
姚志刚
1968年，“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
在砸“四旧”的喧嚣、大串联的浪潮、武斗的烟尘和复课闹革命的疾呼过去之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全国知青打起背包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9月26日，我们学校的“老三届”全部下到盖县太阳升公社，我被分到了一个叫丁屯的大队，准备扎根农村干革命，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一个距盖县县城大约12里的村子，半山半平原，山坡上有苹果、桃子、李子树，平原上是高粱、玉米等庄稼，有人说丁屯有桃李园之称，我心中窃喜。
但喜悦是短暂的，而劳动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小青年和社员一起收玉米，人家干得利落轻松，而我们手忙脚乱，大汗淋漓，从早晨上工就盼着太阳下山，一听到休息的哨音，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头上，一动都不想动。
一个多月之后，冬天不期然而然的来了，大队决定冬天不“猫冬”，学大寨人，走大寨路，搞农田基本建设，在东山上修建一个水库。于是全体壮劳力上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大会战。
那是一个叫老鸦窝的地方，是几条沟壑的交汇点，赶上雨季，雨水顺着沟壑流下来在这儿汇聚，而后顺坡西去形成一条河沟。如果在这儿横建一道堤坝，拦腰截住下山的雨水，并将水贮存起来，天旱就不足为虑了。
11月4日，会战拉开了序幕。那时没有推土机、挖掘机，只有镐头、铁锹、土篮、炸药和肩膀，还有愚公精神。
我参加了突击队，挑着两个大号土篮奔跑在工地上，虽然天寒地冻，但身上热气蒸腾，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美丽的梦。
11月14日，我和几个社员在一个叫大崖头的地方劳动。大崖头像一个突兀的鹰嘴，鹰嘴上面有社员在打炮眼，而我们在鹰嘴下面刨土。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大崖头在打炮眼的震动中塌落下来，我只觉得“轰”的一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得知我和4个社员被埋在了土里。当时工地上的人都惊呆了，继而便是拼命的用手扒土，但扒土太慢，便用铁锹挖，社员王永岩的后脑因此被挖掉了两块皮。
我不知道我是被扒出来的还是被挖出来的，在大家的呼唤声中我醒了过来，嘴里、鼻孔里和耳朵里塞满了黄土，下身沉重得似乎不是我的了，脑后有血顺着脖子往下流，妇女主任王立芬摘下自己的红围巾包扎着我的伤口，朦胧中我听见青年点的同学们在齐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我挣扎着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便又昏迷过去。喊“毛主席万岁”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可我却成了这个时代的笑柄。
我们5个人被拉到县医院抢救，直到晚上8点多钟我才苏醒过来，发现自己的后脑被缝了3针，头上缠上了纱布；右臂被打上了石膏、裹上了夹板，很有点惨不忍睹。
大队领导三天后才将我受伤的事儿告诉了我家里，父亲和母亲匆匆赶到医院来看我。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作为一个男人他大概觉得说啥都是多余的；母亲却哭了，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传导过来一股暖流。
13天后我出院了，揣着“右肩峰及肱骨头披裂性骨折”的诊断书回到家里，然而严重的脑震荡让我彻夜难眠。听着弟妹们酣睡的鼻息声，我坐在炕上泪流满面。失眠像蛇一样缠上了我，我每天昏昏沉沉像游魂一样。
我决定回到村里去，无论如何我已经属于了那里。回到村里，大队让我搞“红海洋”，可是失眠使我整日里无精打采。于是我又决定上水库工地劳动，可是白天打夯，晚上脑子里依旧轰然作响；白天开会，夜里似乎还在听人家讲话。我不断增大自己的劳动强度，每天累得疲惫不堪，渐渐地我能入睡了，渐渐地我能睡得像死猪一样了。
那年我十八岁，十八岁那年于心如刻。
生命里有一条狗
姚志刚
那年我十八，下乡到辽宁南部的一个叫丁屯的村子。
从青年点往南走一百多米再折向东就上坡了，那坡是东山延伸下来的脉络。
“老五保”的家就在脉梢上。
那是两间土房，经年风雨已使墙面斑斑驳驳，门扉是几根木条钉的，开关起来直悠忽；窗上没有玻璃，贴的是窗户纸，所以看不见外面的事儿，而外面的事儿似乎也和他们没多大关系了。
“老五保”是老俩口，村里人都叫他们二爷二奶。二爷大约八十岁左右，瘦骨嶙峋，须发稀疏，语言也像须发一样少；二奶七十多岁，一脸的笑模样，滿嘴没有一颗牙，却特别爱说话。
他们的家庭成员还有一口，那就是一条黄狗，像二爷一样瘦骨嶙峋，却抖擞着精神。
我第一次到“老五保”家是在一个黄昏。刚到坡上，就见那条狗倏然立起，连叫几声，然后就狗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并从喉管里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吼声。
一个老太太从屋里出来，那是二奶，也不知她喊了一句什么，于是那狗就很友善地走到我的跟前，嗅嗅我的裤腿，大约是表示礼貌。
“老五保”家除了一个柜子，一张饭桌外，几乎家徒四壁，可老俩口过得还挺乐呵，一把青菜一碟酱，还你敬我让的，剩点汤汤水水就喂狗了。
就从那天起，我每天黄昏都给“老五保”家挑水。
从此“老五保”和狗就和我亲昵起来。“老五保”家生活清苦，那狗也跟着清汤寡水的，可它却从来没有淡薄职守。
有时青年点剩点饭菜，我就端着去喂喂那狗；有时从公社供销社买点像石头一样硬的小饼干，我也塞它嘴里一两块，这时它就高兴得直往我怀里拱，像孩子似的。
秋天的时候，队里组织人夜里“看地”，谁都不愿意被编在后半夜，我自报奋勇。
那天夜里，我手握镰刀，头上套着一个苹果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苞米地。月亮隐在云里，夜风掠过，苞米地黑影憧憧，任何一点声响都会让我心悸。
突然，我的身后响起“沙沙”的声音，顿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紧走了几步，可是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繃紧了，毛发竖立，此时任何畏缩、胆怯都没有用了，更不容我多想，我扬起镰刀，猛然转过身去，呀，是那条狗!
悬起的心落地，我一阵惊喜，它来的太是时候了。它定定地望着我，眼睛泛着亮光，似乎在问：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走在野地里。我搂着它的脖子，拍拍它的背，表示对它的赞赏。在这漆黑的夜里，我顿然觉得自己有了胆气。可它是怎么发现我的呢？它当然不会说，只是静静地走在我的身边，而我走在静静的夜里，嗅着空气里独有的庄稼的清香，感觉乡村的夜色竟这样美。
第二天夜里，我走出青年点的时候，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那狗旋即一阵风似的从坡上跑到我的面前，于是我们出发。这个秋天，我的夜晚是充实和快乐的，因为它伴随着我。
第二年的秋天，我抽调回城了。半年后听人说二爷二奶都故去了，心中一阵酸楚，突然萌发出回村看看的念头，于是踏上了回丁屯的路。
快到村头的时候，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牵着一条狗与我擦肩而过，那条狗突然扭过头来定定地看着我，四条腿向后蹬着不肯走，眼里滿是凄然无助的目光。呀，那是二爷二奶的狗呀，那是我的伙伴呀，它认出了我，可我一时竟呆在那里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那两个人用力地将它拉走了，越走越远。望着远去的狗影，那一刻我恨，恨自己无能，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五十年过去了，世事纷繁，许多的人、许多的事儿我都淡忘了，但这条狗，这条连名字都没有的狗，这条土生土长土一样颜色的狗，却依然守护着我的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