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原本是个贫弱的小国，为何能在短短数十年内超越清朝称为亚洲霸主？人类社会是观念的产物，日本社会制度的变迁，得益于思想文教的变化。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为日本带来的改变至今无人能及，他所倡导的独立、平等精神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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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应具备“独立心”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举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谕吉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他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而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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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国家的“水质”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作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 福泽谕吉编纂的西学书籍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做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作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
福泽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福泽谕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谕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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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由独立，国家才能"独立自尊”
福泽谕吉坚决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
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 《脱亚论》
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 福泽谕吉强烈主张远离落后族群
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在一个国家里面，才德足以担任统治者的，千人中不过一人。假如有个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过千人，其余九十九万多人都是无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从而国内听不到盗窃杀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稳。可是国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别，主人是那一千个力能统治国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不如主人爱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无知的人民虽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
由此可见，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英国人和日本人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因为本国的国土不是属于别国人，而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 给八国联军搭梯子的清朝百姓
原来政府管理政务，人民受其统治，只是为着便利而划分。如果面临关系全国之事，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从前在战国时代①，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兵力进攻织田信长时，信长在桶狭设伏邀击今川所部人马，斩杀义元。今川的将兵都象小蜘蛛一样不战而散，当时负有盛名的今川政权便一朝灭亡，连痕迹也没有了。然而两三年以前的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战争初起时就被普国生擒，可是法国人不但不因此失望，反而越加奋发，努力抗战。以后虽然守城数月，付出很大牺牲，才停战讲和，但法国却保持了原状。这次战役与今川战争相比，却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骏河的人民仅依靠今川一人，自居客位，不认为骏河是他的祖国；至于法国爱国之士，则多深忧国难，不待人劝，就自动为本国作战，所以才有这样的不同。由此可见：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时，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否则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譬如现在日本平民已经被准许冠姓和骑马；法院的作风也有所改变；表面上平民与士族是平等了，可是旧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过来的。因为平民的本性还是与旧日平民无异，所以在言语应对方面还是很卑屈。一见上面的人，就说不出一点道理来；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种柔顺的样子，就象家里所喂的瘦狗，真可以说是毫无气节和不知羞耻之极。
在以前锁国的时代，旧幕府实行严加约束的政策时，人民没有气节不仅不妨碍政事，反而便于统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可是到了现在与外国交往之日，如果还是这样，就有大害了。
- 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强迫德川幕府打开国门
譬如，乡下商人想和外国商人交易，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横滨。首先见到外国人身体魁伟、资本雄厚、洋行很大、轮船很快，就已经胆战心惊，等到接近外商，与他们讲价钱，或遇外商强词夺理时，不但惊讶，又畏惧他们的威风，结果明知他们无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却在于其先辈世代缺乏独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骂，就是遇见下级的步卒，也要把他当作大人先生来奉承，其灵魂已彻底腐烂，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
最后，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一种叫做“名目金”①的勾当，即假借权势强大的“御三家”②的名义放贷款，办法非常蛮横，实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们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却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义，依仗他人的权威来催还贷款。这真是一种卑劣行为。现在虽然听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会上难免没有假借外国人名义放贷款的人。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确证，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对今世之人有所怀疑了。今后万一要与外人杂处，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干坏事，就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祸。因此，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仗势作坏事。
注：①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校者
②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译者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