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所谓制度企业家，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给我们提供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文化。比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孔子、释迦牟尼，还有耶稣，近代的亚当·斯密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叫作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
第二类可以叫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是作为政治家在改变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梭伦、伯里克利，古代中国的商鞅，还有像华盛顿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也都是杰出的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也叫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比如现在的MP3、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来的录放机、随身听。
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的创新意味着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用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用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替代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用新的游戏规则替代旧的游戏规则。由此，我们认同原来我们不认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
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制度企业家也是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这种需要。满足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的产品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性出发而制造出来的。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也有不同。对于商界企业家来说，同一个行业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大众市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他们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的“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随着遵守规范的人越来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就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制度企业家要能做出大势的判断。
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都选择不合作。和一阶囚徒困境不一样，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则，应该有人惩罚你，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占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还有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
改变旧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已经有一种规则在那儿，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人都有爱脸面的天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比如你想自由恋爱，但是你不敢，因为你自由恋爱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对你父母家人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好多商界竞争还要激烈。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好运气。如今这些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很受尊重，但是他们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很悲惨的，领着他的徒弟到处游说，没吃没喝的，还没有人听，经常被别人赶走。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学术被定为“伪学”，他被叫“伪师”，连他的徒弟都被叫成“伪徒”。政治企业家也有类似的风险，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是“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制度企业家之间竞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赢家通吃。在制度创新方面，赢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一个特例，像微软叫赢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产品或者网络效应比较小的产品没有赢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饭馆，四川的、东北的、陕西的饭馆都可以有市场，都可以赚钱。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Windows平台和Linux平台之间的竞争，或者像不同3G标准的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规则市场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和商界企业家的客户不一样。商界企业家的客户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点，总体来讲都是当下的活着的人。而制度企业家的客户主要都在身后，甚至数百年之后。
比如说孔子，他去世的时候，仍然是百家争鸣难分高下，他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他真正的客户是他死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孔子的客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商界企业家即使仅仅因为想赚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制度企业家不同，他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他的客户即使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则，接受了他的产品，也没有办法给他付钱。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用它但是没有人愿意付钱，所以制度企业家不可能以营利为目的。对制度企业家来说，理念是最重要的。
这些人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为人类创造游戏规则呢？我想，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情有独钟，基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对人类博大的爱和使命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圣人”，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很难去理解他们。对常人来讲，我们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标准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圣人”来讲，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如果认罪，就不会失去生命；耶稣只要认错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孔子如果愿意配合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他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劝过他们，要他们不要太较真，“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他们没有听，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利害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些“圣人”一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那种使命感，那种对人类的博大的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按常人的想象力去想的。
即便不是“圣人”，他们也一定与众不同。至少他们对死后的名声比生前的名声更加看重，否则他们不会为了坚持理念而忍受生前的痛苦。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痛苦不是痛苦，因为违心地改变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对他们来讲殉道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不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痛苦。
裴多菲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圣，如果任何人想剥夺你的自由，你都不愿意容忍，因为自由的价值比生命可能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无论他们是不是被称为“圣人”，都值得我们极其敬重，他们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人。
02
轴心时代的制度企业家在人类进入文明历史的几千年里，有两个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集中出现的时期。这两个五百年所创造的思想，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五百年就是公元前的那五百年，所谓的“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五百年。这五百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仍然没有动摇。
第二个五百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五百年跟前一个五百年不太一样。前一个五百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地强调对人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五百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地强调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
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说，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
▲亚当斯密
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政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他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
“轴心时代”的伟大制度企业家从东到西，从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到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有涌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这么一批伟大的制度企业家？简单地说，这是一个需要杰出制度企业家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为人类文明制定新的游戏规则的时代，有这样的市场需要。
03
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简单谈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产权制度。产权是道德的基础，私有产权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出囚徒困境。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每个人都身处囚徒困境。包产到户把地分给农民，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产权对道德的影响。在公有制下，人们想的就是怎样能占别人便宜，怎样能把别人的东西无偿拿走。在传统中国，勤劳质朴本来是农民的美德，但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后，谁懒惰谁得的好处反而多，于是勤劳的人都不勤劳了，说真话的人也开始说假话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不受法治和民主约束，也不受声誉机制的约束。政府官员不守规矩，老百姓也不可能守规矩；当老百姓的权利不断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他守规矩？过去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自己的声誉，因为他玩的是长期博弈，想着把江山传到千秋万代。现在政府声誉机制不起作用，因为它的权力更大了，缺少约束力，官员也没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干什么事情都不害怕。
第三个原因是理念的倒退。今天中国人对于民主法治的认识、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理念恐怕还不如一百年前。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金观涛先生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看看一百年前中国人有一些什么理念。
第四个原因是转轨时期的失范。从一个体制走向另一个体制的时候，旧的规则可能不再起作用，但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变革中的失范。
在第一个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创造了文明，但是在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没有参与新的思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但那个复兴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现代，而是一种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复古是一个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宪政、民主思想的引进。当然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个夹生饭。三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十年时间，到1989年之后也停止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一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启蒙需要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价值去说服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改变。
中国也需要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跟理论家不一样，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可以没有任何官位，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则必须在某一种领导位置上。没有职位的人，不可能成为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就是领导变革的政治家。要成为好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第一个是正确的理念，第二个是强的领导力，也就是远见卓识、愿景、使命感、责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