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是人生的大智慧，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行为准则。曾国藩说自己平生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他的一生始终常怀敬畏之心，坚守做人为官的基本准则，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原则不动、底线不松，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境中度过，最终一路平步青云，大业辉煌，成就了自我。
敬畏，让人慎独，拥有同理心。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人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往往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甚至无法无天，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过曾国藩，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菜根谭》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敬”就是尊重，“畏”就是害怕。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曾国藩认为，身处官场，必须懂得敬畏。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写道：“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能有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也才能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杂念所扰，不为个人名利所累，永远谦逊平和，保持内心的执著和清静，恪守心灵的从容和淡定。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翻译是这样的：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贵的人，敬畏圣人的话， 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轻佻地对待地位高、德行高的人，轻侮圣人的。”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天命关于信仰，大人关于社会规范，圣人之言关于思想权威。
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应该谨言慎行，不可因为权柄在手就得意忘形，而是更要懂得放低身段听闻他人的意见；而官员如果说话太多，则容易暴露自己的不成熟想法，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杀身之祸。
曾国藩尽管位极人臣，平生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氏的一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在京城升为“侍讲学士”，他给弟弟写了一封家书，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
他说，这次升官实在出乎意料，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曾国藩希望家人远在数千里之外，一定要时常去信指出其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在他这里堕落。他还劝告几位弟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读《曾国藩家书》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位幕僚叫李鸿裔，曾国藩特别钟爱他，他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
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安排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却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独自在室中，他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了一篇《不动心说》，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中有一段用现在白话说的话是：“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看到这里，觉得非常可笑，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后离去。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所题的文字，叹了一声气，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便找来李鸿裔说：
“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揭穿，使他们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
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深深地收敛自己，谨言慎行。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曾国藩的“三畏”，为自省自律精神之体现，是居官者应该具备之德。人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往往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甚至无法无天，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
心存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在当今社会错综复杂形势下和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天地万物，面对纷繁世事，面对人民群众，面对自己内心，要像曾国藩那样，心里一定要装着“敬畏”。只有心怀敬畏才会牢记“慎独”，才有危机感，才能知方圆、守规矩，踏踏实实干事，干干净净做人，守住自己的生命线，忠于职守，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