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尚未成功，启蒙者永不言败
文/羽戈
2020年的惨淡经历，使媒体人高昱先生感慨：“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这个论题可一分为二，在追问“什么是失败”之前，还得探析“什么是启蒙”。
中国自古有启蒙一词，意为“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谁来开导呢？知识人或士；开导谁呢？老百姓。这样的启蒙，更精准的表达，曰“教化”。
在西方，当以康德《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之定义最具代表性：启蒙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指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
把两个定义并置一处，可知中西启蒙话语的根本差异。如康德所言，启蒙的主体是自己，而非他人。他人可以引导，其角色，徐贲《与时俱进的启蒙》称之为持灯与摆渡，即提供媒介，仅此而已。
中国的启蒙，主次（奴）分明，启蒙者才是主体，其方式，有时竟非引导，而是强制。强行把启蒙对象拉出“不成熟状态”，使之成熟，明白事理。有一说法叫“唤醒民众”，唤醒二字，意味深长。
这么一说，我们发现，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下，中国启蒙的终点，毋宁是西方启蒙的起点。
我不敢断言，以启蒙翻译Enlightenment属于误译（如果以康德对Enlightenment的定义为标准，中国的启蒙则颠倒了主次，南辕而北辙；如果以中国古代对启蒙的定义为标准，Enlightenment则不该译为启蒙，也许可称作觉醒）。但是，如你所见，关于启蒙的诸多争论，首先与定义有关。
譬如当高昱抱怨启蒙失败，批评者则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资格启蒙我们？其实，揣摩高昱的表述，如“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云云，他使用的启蒙，与康德关系更近；批评者口中的启蒙，显然产自中国，因其所隐藏的壁垒森严的知识-权力关系，的确容易令人反感。二者相争，有如关公战秦琼。
由于启蒙的歧义以及所滋生的混乱，一些知识人不愿再用这个词语，甚至不愿再谈这个话题。我则以为，与其回避，不如直视，倘若不能发现或发明一个新词取而代之，那就尝试重构启蒙。遵循康德的定义，启蒙乃是一种自我觉醒，其要素，第一是勇气，第二是自由：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所有可称之为“自由”者中最纯真的哪一种：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
如今我听到各方面都在叫嚷：“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统治者说：“你想争论就去争论吧，但要服从！”）
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会阻止启蒙，以及哪些不但不会妨碍它，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我的回答是：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追求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启蒙的两大要点。由此出发，启蒙的主体、向导等，只可能是你自己，他人无权僭越，哪怕是你的父母、老师、偶像，他们所提供的知识，好比船只，惟有你才是船长。如果把勇气与自由拱手让人，那么你永远无法摆脱愚昧与奴役的“不成熟状态”。
要言之，所有启蒙都是自我启蒙，正如所有愚蠢都是甘于愚蠢。
明确了何谓启蒙，再来谈它的成败。相比高昱的感言，另有一种极端论调，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并无启蒙发生。对此我实在难以苟同。
诚然，在此期间，启蒙未能酿成一场政治与文化运动，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那样，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与光芒；觉醒者的数量也许低于预期，然而按我们重构的启蒙定义，这是一项个体经营的事业，不该以量论成败；新生代的表现也许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年轻的时候又是什么德行呢，对比此时与彼时的环境，愈发印证了启蒙的价值与必要性……
至多只能说，启蒙尚未成功，因为它一直在路上，始终处于进行时态；启蒙者永不言败，因为当一个人丧失了运用理性的勇气与自由，简直不配称之为人。
我不认同高昱的启蒙失败论，却十分赞赏他的态度。这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说：“即使回到黑暗，我也不会去回忆那些曾经有光照进来的日子。没有光，那就取火。世界上真正好的事情，都不是因为有希望而坚持，而是坚持才有希望。”
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在没有光的世界，自己作自己的光。这正是启蒙的要义。
2021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