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分，那么“文学与感动”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专业读者的话题。将文学视为专业的他们，热衷于谈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哲学思想、形式实验等等，疏于关注文学中的情感问题，以及与情感问题直接相关的文学的感动能力。或许，在他们看来，文学与感动的话题不仅过于古典，而且也有把文学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倾向。毕竟，众所周知，文学不只是宣传道德与理想的载体，而是有着更为博大、深邃乃至永恒的力量。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专业读者，强调文学的博大与永恒，关注文学的形式与思想并没有错。只有如此，文学方能不断保持一种先锋性。但是，我的问题是，当专业读者暂时从专业的身份中逃脱，变成一个纯粹的普通读者，完全沉浸在文学文本的世界之中后，那些为他们所称赞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还具有多大的感动人的力量？还能在读者内心引起多强的情感风暴？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向往光明与俊伟的能力？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困惑，充满疑问。
内心充满这种困惑与疑问的不只我一个人。友人是一位文学副教授，曾经向我感慨，阅读余华的《兄弟》，内心会有一种不适感，乃至灵魂受辱的感觉。小说中人性的卑琐，人生的无聊，让人有一种绝望感。在他看来，《兄弟》丝毫无法引起他对人与生活的美好感觉。友人属于专业读者，他很清楚，《兄弟》有余华对现实的批判与讽刺，从理论上有多重可供阐释的空间；可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感动他，也没有引起他对未来的想象。相反，《兄弟》中的现实与人性加固了他对现实与人性的失望。友人的阅读经历说明，面对当代一些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断裂，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理智与情感的断裂。也就是说，专业读者可以从理论上说明文学的意义，普通读者则从情感上拒绝了文学的价值。当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在某一时刻重合，理论与实践、理智与情感便会在阅读者的内心产生撕裂。这对于专业读者来说，未必是件幸福的事。
我自己就经常遭遇这种不幸，当我阅读贾平凹的《废都》、阎真的《沧浪之水》、阎连科的《风雅颂》时，我知道这些都是优秀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一时之经典。但是，这些作品却无法感动我，不能让我从情感上得以升华与纯净。因此，长年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后，我有一个可能是偏见的观感：当代文学似乎丧失了感动人心的能力。
身为专业读者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可以说，当代文学之所以丧失了感动人心的能力，之所以热衷于书写人性的幽暗与复杂、生活的无聊与卑琐，是因为当代生活本身就是诗情消解，一地鸡毛，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晦暗的。这种解释似乎合情合理，支撑这种解释的不仅有当代生活本身，更有理论援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世俗化进程逐渐加快，我们基本完成了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人的主体性也完成了韩毓海先生所谓的“从政治主体到欲望主体”的转变。显然，经济社会是逐利的、实际的、世俗的、欲望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学再高扬理想与精神，再书写人性的崇高与美好，不仅容易被扣上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且可能被视为非现实主义写作。因此，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在批评家蔡翔视为消解日常生活诗情的刘震云、池莉与方方等作家的创作，恰恰被理论家命名为新写实主义；而一直向往“金牧场”的张承志、“融入野地”的张炜，却被视为理想主义写作。很明显，理想主义是超越现实的，新写实主义则是朝向现实的。在这里，现实主义成为了新写实作家书写庸常生活的理论保护伞，保证了它们的合法性。当把这种写作推向极致，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半身写作”与“下半身写作”等欲望写作，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既然庸常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本质，那么欲望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便具有书写的合法性与现实性。
更何况，欲望写作背后还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支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本我”是人的本质规定，它脱离了文明的规训与惩罚，呈现了人的生物学的本真状态。因此，文学书写“本我”当然是现实主义写作。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当代生活本身，还是现实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它们都不能作为当代文学不再书写光明俊伟人物、丧失感动人心的力量的原因和借口。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们限制了人们对当代生活和人性的理解与想象。
诚然，当代生活确实充满了庸俗与无聊，确实少了精神与理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精神与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彻底缺席，更不意味着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的消失。张炜在《你在高原》里写了不少充满理想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这些理想主义者都有原型，有些就是他的好友。这说明，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书写他们也是文学应该做的事情。相信这样的文学会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文学越多，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会越丰富；否则人们阅读文学，只会看到当代生活灰暗的背面，看不到或者发现不了它光明的正面。
事实上，一味书写生活的庸常与人性的幽暗的文学，已经使有些人丧失了理解和相信生活与人性光明的能力。一个文学系的学生看完《平凡的世界》后，曾经产生这样的疑问：现实中会有孙少平和孙少安这样美好的人物吗？其实，这种提问的关键，不在于怀疑《平凡的世界》写作的现实性，而在于它从根本上质疑了人会有的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提问与怀疑让人感到悲哀。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应该为此负责，这一学说对“本我”的发现与肯定，局限了人们对人和人性的丰富理解。
我认为，任何对人与人性的本质规定，都是一种深刻的偏见与伟大的虚构。无论是马克思强调的人的阶级性，还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与“超我”，它们仅仅是对人的一种发现与理解。与这种建构人的本质的规定性的方式不同，我更愿意强调的是人的建构性与未完成性。也就说，人永远处于一种不断发现与建构自我的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与“超我”都可以被视为人的本性，而不是因为“超我”与“自我”具有建构性而被视为虚构。因此，如果文学只是书写“本我”，那并不意味着文学发现了人的本质。相反，这恰恰意味着对人和人性理解的狭隘。
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对人和人性的狭隘理解其来有自。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虽然逐渐打破了“十七年文学”对人的阶级性的狭隘理解，在提倡写人性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到了最后，尤其是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作家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似乎再次产生了偏至，以至于走向了“十七年文学”对人性理解的反面与对立面。“十七年文学”写人的崇高与理想，先锋文学则致力于写人性的阴暗与残忍，比如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十七年文学”写人追求进步与向上，先锋文学则致力于写人的堕落与无聊，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妇女生活》。
总之，正是从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之后，作家们似乎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复杂的、幽暗的。由此，在文学作品中，人性的灰暗、生活的无望、历史的虚妄充斥其中。试想，这样的文学，无论形式如何先锋、思想如何深刻，又怎么能感动人心？更不要说引人向上了。更重要的是，当先锋文学以及其后的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再次窄化以后，它们也与现当代文学的新人写作传统产生了断裂。
写新人一直是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等等，都是当代文学史中著名的新人形象。这些文学中的“新人”，不仅关涉到作家对现实中新人的发掘，而且关涉到他们对未来社会与人的想象。因此，新人或许现实中未有或者少有，但并不意味不可能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对新人的塑造既是对人的乌托邦的想象，同时也未必不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开拓与建构。正是有了这种对新人的想象与展望，人才可能超越自我与当下，进阶到更高的境界；而更高的境界，未必就不是人与人性不能达到的境界。
从这个角度讲，当代文学的新人写作传统恰恰呼应了昆德拉所言，小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可惜的是，先锋文学之后，这种写作传统不再成为文学主流。于是，当代文学中的人性便只能是庸常的，人生只能是充满存在的痛苦与绝望。由此，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很难在文学中获得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感动了。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