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今天，民族国家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
民族国家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然。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清楚民族国家的崛起根本意味着什么。
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的崛起乃是人觉醒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深刻理解这点至关重要。
没有人的觉醒，就不会有民族国家的崛起。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是巨大的进步。
要搞清楚民族国家的崛起，就必须把它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来理解。
01
从原始部落开始，民族国家就在潜滋暗长。特定的人种、共同的生活区域、相似的风俗习惯、相同的交流方式，这些都说明民族国家是一直蕴蓄于各个部落生活的。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自觉的发展，而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发展。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民族国家才逐渐具有了鲜明的自我意识。
我们今天说的民族国家，狭义上说，就是由欧洲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
不理解欧洲民族国家，就无法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根由。
尽管我们说民族国家从原始社会就潜存着，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它始终只是潜存，并没有达到明晰的自我意识、自我行动的阶段。
在西方，国家的存在也由来已久，古希腊出现的众多城邦，就具有国家的雏形。到了古罗马时期，国家进一步发展。
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古代国家的一座高峰。但它仍然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原因何在？
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阻碍了它达到近代民族国家的高度，一是整个帝国的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中，虽然法律强调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实行的是贵族统治，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另一个因素则是基督教的统治。如果说贵族统治垄断的是世俗权力，基督教则垄断了人的精神世界。两相比较，基督教的精神垄断更为持久，罗马帝国覆亡后由教会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欧洲中世纪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信仰，其时国家的观念非常淡薄。人们首先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子民，其次才说自己某某地方的人。
学者李宏图在《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中写道：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
这种状况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旷日持久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爆发。两个民族的百年大战唤起了各自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法兰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领导下法国取得最终胜利，大家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属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
不过这并没有直接结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果实。
那时斗争的主旋律，是君权与教权的斗争。一开始是教权至上，人们为了反抗教权专制，转而支持世俗君权，所以渐渐地，君权占了上风。
君权不仅占了上风，而且将封建专制推向了高峰。在特定历史阶段，君主专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写道：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但是，权力总是容易走极端，尤其是大权在握的人。人民刚打破教权桎梏，旋即又被装进君主专权的笼子。
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说：“朕乃君主，故可以为所欲为。”法兰西路易十四更宣称“朕即国家”，一人独揽全部国家大权，并且把王权神圣化，给自己冠以“太阳王”的称号。
“太阳王”在位期间，严厉镇压反叛贵族；大兴土木建造凡尔赛宫，把各地大贵族宣召进宫，侍奉王室；向各省派驻"司法、警察和财政监督官"，把各省军队的调度权控制在中央手里；要求全体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这些专制举措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到了路易十六，君主专制依然威风不减，法国人民忍无可忍，遂爆发大革命，路易十六也因此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即是“民权”对“王权”的胜利，是民族国家崛起的典型表现。大革命之后，人们不再忠于君主，而忠于国家。这时也出现国旗、国歌和各种国家节日，国家在人们的意识中越来越重要。法国国歌《马赛曲》高唱：
“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光荣一天等着你！”
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没有法国大革命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实际上进行得更早。随着大宪章确立，《权利法案》颁布，“光荣革命”爆发，“王在法下”“议会至上”早已深入人心，英国事实上成为近代最早的民族国家。
这期间，众多欧美国家的民族意识也在觉醒，各自追求民族独立、解放。
走在前列的欧美民族国家又促进亚非拉殖民地民族的觉醒。二战后，随着原有国际体系的崩溃，一大波新兴民族国家又纷纷走向独立和解放。今天的主权国家，基本上就是有所有民族国家构成。
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意义重大。它冲击了中世纪神权浓厚、分裂割据局面，奠定新的欧洲政治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欧洲社会转型创造条件；增强了国家主权意识，加剧了国家利益纷争；推动了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
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既得益于人的觉醒，又反过来推动了人的觉醒。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追求也成为世界潮流。
02
前面粗略介绍了民族国家的崛起，现在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何为“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效忠对象是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英语里叫做“nation state”，state指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合法统治的权力机构——政府；nation指在同一政府治理下，有共同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国人民。
有学者进一步总结定义道：“一般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居住于共同的地域、分享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拥有共同的政府和完整的主权，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意识的人们组成的独立的稳定的共同体。”
这一定义较为典型地囊括了民族国家的特征，包括由单一民族或多民族组成，确定的领土和疆域，主权独立，人民有共同的价值、历史，高度的文化认同，通用语言或体制等。
为了便于理解民族国家最典型的特征，我们可以将之与王权国家对比，如下图：
二者对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权的空前觉醒。王权国家，人民必须服从国王，民族国家人民服从的则是民族共同体，也正是这种转变，标志着国民身份的转变。在王权国家，人民是臣民；在民族国家，则是公民。也正是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由原来的“家天下”“神天下”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天下”“民天下”。
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不再是一句话口号，而是对自身根本利益负责的必然选择。
03
从近代民族国家的演进视角来看，中国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很早就进入到大一统的社会。与罗马帝国时期相对的，是我们的大汉王朝。王朝基于特定的疆域，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统一了思想，使用相同的文字，各民族间长时间交融发展，中华文明这一核心共同体不断壮大，等等，这些很早就为我们进入民族国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且在西方还是奴隶制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封建社会。所以我们在发展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确实“起了个大早”。
遗憾的是，这种进程又被封建专制给阻碍了。
从秦朝确立封建君臣的等级特权制度后，我们便正式进入封建专制社会。这种专制刚开始确实是一大进步，但越是发展，它积极的一面就越少，消极一面就越多。
自秦朝到清朝，皇帝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路易十四在西方是专制君主的代表，可他专制的程度跟中国的皇帝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皇帝凌驾于国家之上，整个国家都是他行使特权的地方。西方即使在最为专制的时期，也有强大的贵族统治根基，但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占主导的始终是君主统治。士大夫阶层虽不乏贵族节气，但也得跪倒在君王膝下。
当贵族阶层也都为君王效“犬马之劳”时，君主专制就更加不可一世了。
西方实行政教分离，王权与教权的博弈始终存在且激烈。这种博弈有利于权力制衡。而中国的皇帝并没有政教分离的苦恼，宗教在皇帝眼中就是统治的工具，有利时兴之，不利时弃之。宗教从来不能抗衡王权。
官僚阶层对皇权也无法形成根本制约，相权的不断削弱乃至最终被取缔，足以说明即使是朝廷最大的官，也不外是君王的一颗棋子。像张居正这样的治世能臣，皇帝要扳倒他也易如反掌。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而臣子依然甘心为其服务，足见皇权权威。
所谓以德治国，就是看君王讲不讲“武德”，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讲“武德”。他要不讲“武德”，一意孤行，臣子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无非是给青史添加几个忠臣烈士的名单。
伴随着皇帝专权的，是中央集权，即朝廷权力越来越大，地方自治权越来越受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严格控制百家争鸣，科举制让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四书五经上，再通过“文字狱”等思想恐怖主义牢牢钳制人们的思想……
这一切让整个社会无不充斥着专制的戾气。
当西方在一步步觉醒和解放的时候，我们的封建专制却越演越烈，这就不难理解它为何在通往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