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随笔选辑
几年前我曾问过一群翻译专业的研究生，请他们举出一本上大学以后，以及读研究院以来共五年多时间里读过的印象最深的非专业图书，结果全班二十来个研究生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本。
事后我从同事口中了解到，这并非个别现象。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满足于网上阅读，越来越少人能沉下心来捧一本纸质的人文图书潜心阅读。这个现象让我非常震惊，因为网上的快餐式浅度阅读大多是解决一时之需，不大可能代替通过纸质文本或类纸质文本的电子文本的深度阅读培育、铸造读者的人文素养。长此以往，年轻一代的人文素养恐怕堪忧。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是，对纸质文本的深度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也铸造了我充实的人生。
我从小喜欢读书。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国家出过不少各个国家的民间故事选(或集)，什么《朝鲜民间故事》《立陶宛民间故事》，我一本接一本，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借得到的所有的民间故事以后，我又转向了童话故事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 都找来看了。进入小学高年级后，我不满足于读那些短篇故事，于是开始找长篇小说读，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到一些苏联的翻译小说，如《古丽雅的道路》《短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都是我当时最热衷的读物。
1956年我考上了光明中学。考进中学有一件事让我最感兴奋， 那就是我有了学生证(因为小学生没有学生证)。有了学生证，就意味着我可以进入上海图书馆看书了！当时上海图书馆有规定，要凭证件才能进馆看书，没有证件的人要身高在一米四七以上才可以进馆。我那时个子矮小，大约才一米四五，所以只好到我家附近的黄浦区图书馆看书。但那个图书馆的书品种少，我感兴趣的不多。所以取得了学生证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向往已久的上海图书馆看书。当年上海图书馆读者读书的盛况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那时上海图书馆还没有现在的新馆，还在南京西路、黄陂路口，市中心人民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口大钟的大楼内。每逢星期天，进馆看书的读者特别多，入口处总会排起长长的等候入馆的队伍，通常有二三十人，多时则从二楼一直排到底楼，恐怕有五六十人，甚至更多。等候的时间倒也不算太长，一般等个刻把钟，至多半小时，也就可以进去了。这是因为读者中有一批人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往往是来查阅某些相关的技术资料，查完后就离去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读者是像我一样的“钉子读者”，进馆后一坐就是半天，有的甚至一直坐到闭馆才离去。通常到下午三四点钟以后都 还会有人在门口排队等候进馆看书。
我在上海图书馆的读书活动持续了整整六年，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每个星期天我都早早吃完午饭，步行去上海图书馆。每次打开上图入口处的抽屉式书目卡片箱，翻阅着一张张印着中外图书书名的卡片，我心里就会涌起一阵狂喜，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这么多书都是我可以自由借阅、尽情享受的。在上图这六年的读书经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了我的写作的能力。在高中毕业前夕夺得全校作文比赛的第一名，更奠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志向，从而改变了原先报考医学专业的志愿，报考了文科大学，进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俄语系。
然而上外俄语系一年级教材中那些浅显的课文，加上单调枯燥的语音语调训练，满足不了我对文学的爱好，我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这时又是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升入二年级后，我的主课 教师倪波教授见我对文学有兴趣，便每周抽出一个晚上辅导我直接读俄语原版的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一个学期下来，我被优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深深吸引，不仅打消了原先的退学念头，而且还开始特别投入、勤奋地学习俄语，成为全系三名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我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是读书人最遭罪的时期，到处都无书可读。图书馆都被封了，书店里最畅销的书是《赤脚医生手册》，因为比起当时那些充满了假话、大话、空话的图书，这本书里多少还有些实用医学知识。尽管如此，读书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一些被禁的中外文学名著，在好友之间私下传阅。能获得一本好书，那是“文革”期间读书人最大的享受了。
有一次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记》(上册)，但给我看的时间非常有限，只有一个晚上，因为还有许多人等着看这本书，我只好熬了一个通宵把书看完。因为只有上册，书中的许多悬念都未作交代，看得我心中奇痒难熬，于是决心自学法文，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通过法文看该书的下半部(当时可预见不到“文革” 何时能结束)。
改编自该书的电影片段
“文革”期间的另一个读书渠道是读内部发行的图书。这些书分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作品，多为美国、苏联、日本的当代文学作品；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作品，包括政治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传记或自传，以及一些像考茨基、伯恩斯坦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言论汇编。翻译出版这些书的初衷是为了供批判用，从反面来证明当时四人帮所奉行的那一套极“左” 路线的正确，不过其实际接受效果恰恰相反。
好几年前，我有一次与陈思和、王安忆、赵丽宏、陈丹燕一起吃饭时谈到“文革”期间的读书经历，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是他们 “最初的文学滋养”。我当时读了所谓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的一句话，“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是微乎其微的”，深受启发，从而进一步看透了“文革”的性质。当时读过的一本法国总统德斯坦(Vayéry d’ Estaing)的传记，其中提到德斯坦信奉“积极宿命论”，意思是尽管命运不可把握，但自己要作好准备，这样一旦机会出现时就能够把握住，对我人生态度的影响也非常深。
我1968年大学毕业离开上外到本市虹口区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所条件非常差的中学，但教书的十一年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读书。当时有一位同事看我如此投入地读书，颇为好心地对我说：“我们当初刚来时也是这样的。”言下之意，后来他就不这样了。不过，我这个“当 初”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文革”结束、研究生制度恢复后，我以第一名成绩重新考回上外，我想跟这段时间坚持读书有很大关系。
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很不容易觅得，据说当时一套四册的《第三帝国兴衰史》在黑市市场上可以换到一辆新的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而当时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三个月的工资啊！更何况当时的自行车还不是轻易可以买到的，得凭票购买。由此可见当时这些内部发行图书的珍贵。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当年内部发行的图书都公开发行了。有一次逛书店，我一眼瞥见当年那套曾经无比珍贵的《第三帝国兴衰史》也陈列在书柜上，只是它已经风光不再，一个个读者从它身边走过，却无人问津。我不禁感慨系之：是啊，如今每年出版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琳琅满目，再加上通过网上查阅，任何一本书“嘀嗒”之间即可轻松看到，还有哪一本(套)书值得人们为之魂牵梦萦呢？只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随着人们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我们的后代会不会有朝一日写出一部《人类阅读兴衰 史》呢？我担心。
本文选自《海上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