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
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那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由于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着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疼。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地有小电机四处冒烟。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儿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
人都希望生活得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掠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儿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的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借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欲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软绵绵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
生活就是苏醒,是一次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儿,一次次差一点儿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的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近。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出走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入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还得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