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陈思
有三种读书的方法：文化史、文学史和精神史的视角。
第一种阅读视角，是文化史的视角。
对业余读者而言，文学事无巨细地摊开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首先不是情节与人物，而是城市布局、乡村风景、街道设置、谈吐、饮食、风俗、器物等等。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19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史。法国学者甚至以此为题材写出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涉及家庭生活、劳作、时尚、饮食和休闲等，大可作为了解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全貌的百科书。
其中，19世纪初穷学生的生活账目最能提起读者的兴趣。《驴皮记》里拉法埃尔每天只花1法郎，当时，1法郎等于20苏：面包花3苏，牛奶2苏，猪肉3苏，向旅馆支付房租3苏，夜里工作照明用油3苏，洗衣服2苏，取暖用煤3苏。绝对不买水，而是到附近广场的喷泉池取免费水。这样每天18苏，还留下一笔巨款（2苏）以供不时之需。
巴尔扎克除了描写底层人的生活，还精心搭建了一座19世纪初巴黎上流社会的缩微模型。一心往上爬的男主角起得很晚——仆人端来一杯茶，上午的时间用来写情书，“躺在一张雅致的有靠枕的安乐椅上，坐椅和靠背划成舒适的120度角”。下午的时间用来散步，在树荫缭绕的好消息大道、鱼锅大道、蒙马特尔大道、意大利大道和旱金莲大道上，绅士淑女，规行矩步，试图用极为讲究的贵族品味，与只懂炫富的资产阶级拉开距离。
第二种视角，是文学史的视角。
文学史指的是“书”之间的联系。经典总是置身在一个庞大的谱系之内，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对文学史的表述更进一步，伟大作家之间存在生死搏斗的竞争关系，前人对后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让后者产生焦虑，这种“影响的焦虑”促使后来的作家绞尽脑汁。
最容易看出来的东西是“致敬”或者“戏仿”。戏仿的严肃与认真，暗藏了一种重视、敬意以及对竞争关系的欲盖弥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中世纪骑士小说的戏谑，而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对主人公的刻画，又总让人想起这位不合时宜的侠客。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作家，卡罗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堪称英国文学经典，沈从文大感兴味，写了《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家手法”成为了一个更细致的观察点。19世纪法国文学里，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都依然在使用着“说书人”的口吻。总有个明晰可辨的声音，掌握着故事的来龙去脉，不时还跳出来评论一番。福楼拜的贡献则是对说书人的取消，而是让小说中的人物自己来讲故事，他在故事中摸索前行，走出独特的轨迹，讲出深藏的心声和对世界的看法。
第三个视角是精神史。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海明威、福克纳的小说描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精神的创伤性影响；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把“垮掉的一代”和盘托出；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既带有自传色彩，又透射了青少年成长的挫折与困惑。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深刻而细腻地捕获了历史截面中的精神气质与身心关系。
在中国当代作品中，高晓声的农村小说记录了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精神变迁。《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动荡与摇摆，去追踪中国苏南地区农村在改革初期释放出来的问题，如发家致富的隐忧、城乡差距的存在、户籍制度对农民身份的桎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描绘了从三线城市出走、向往北京却又无法割断乡情的“70后外省青年”焦躁、感伤而又无力的精神状态。
视角的移动
文化史提供了最外围而最基础的感觉与兴趣；文学史令读者不会止于一个文本，而能够自由牵扯起相关的文艺作品，精神史让我们通过经典理解历史，反观时代的精神状况。
这三个视角彼此构成认识的圆环。每一种视角必定具有一定的盲点，从视角到视角的移动，是对盲点的一次次扬弃，从而带来理解的深入与知识的进步。
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形上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