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索尔仁尼琴《第一圈》序言
原题《悲怆的俄罗斯良心》
文｜景凯旋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89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
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
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
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
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
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
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
有人将他看作是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俩都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
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前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米亚特”（samizdat），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
这个词现在已成为前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
早在1956年，前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米亚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
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
后来，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官方没收时，发行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国内的萨米亚特组织。
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
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
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
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含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
他在获奖辞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
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却用强权和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
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前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一部分。
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
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另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
前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后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
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
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前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
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冷战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前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
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
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
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前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
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
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
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作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二十世纪的灾难有关。
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氏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
“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
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
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
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份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前苏联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
《第一圈》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国外发表。驻外二秘瓦洛金在一个电话亭打电话，提醒一个熟人可能遭到迫害，围绕这个事件，展现了一个特殊监狱的生活。
文学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
《癌病房》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前苏联社会的缩影。
《第一圈》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通过破解语音，那个二秘最终被秘密逮捕。
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
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
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
“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
在《第一圈》中，囚犯的妻子们因为丈夫而失业，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比她们丈夫更像囚犯。正如一位囚犯妻子所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谈不上真正的勇敢，她们不需要忍受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当局的迫害，相反还会受到诗人们的讴歌传颂。
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没有主角的小说”，书中总是描写众多的人物形象，应当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当然也意味着，在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囚犯还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二十世纪的“古拉格群岛”，个性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号码。
为此作者在其作品中往往采用一种复调结构，打破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而以群体的各个经历为主线，从而在书中展示宏大的历史画卷，凸现出一幅受难者的群雕。
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阴郁的形象：囚徒的形象。它常常使人想起作家当年摄于劳改营的那张著名照片，目光里永远充满警觉和思考。
正如作家借《第一圈》中一位囚犯的话，一旦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他就超出了权力的控制，获得了自由。
索尔仁尼琴的囚徒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其集中营题材的虚构作品中，主人公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作家个人的影子。
如《一天》中的舒霍夫，《癌病房》中的奥列格，《第一圈》中的涅尔仁，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思考的特征，桀骜不驯的特征。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充满仇恨，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但同时却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与道德底线，以其朴素的经验和认知揭示着这个真理：
一个充斥着强权与谎言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
凡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在他的笔下，劳改营的氛围似乎弥漫了整个国家，令人窒息。
如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五章中，一个女囚犯成功地逃跑了，看守气急败坏地要惩罚全劳改营，这时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于是她被罚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个小时。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她在寒风里啜泣和哀求。作者从远处望着她：
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任谁读了这样有血有肉的文字都会感到震憾，就像听到作家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那样，悲怆，忧郁，而又充满力度。
在此书第五部第六章中，同样描写了两个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逃跑的故事。他们在逃跑途中偷吃农户的饲料，露宿在灌木丛、干草垛里，甚至还划船到了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升起炊烟做饭。但最后他们仍然被充满警惕的军民抓住，重新回到监狱。
作者从旁发表议论说，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食物和衣服送到流放的囚犯手里，可现在人们只会出卖这些囚犯。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专制无疑是太温馨了。
书中草原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天罗地网无处可逃的感觉，其紧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历险的名作，同时又让人在极端的压抑中，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它逼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见证的文学表达的是人性对自由的渴求，这样的文学不仅是美学的，而且是伦理的。
阿赫玛托娃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早晨，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她回答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一种对生存的感悟，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读。
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句式斩钉截铁，桀骜不驯，如同将一根铁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
这只浑身长刺的刺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基本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经过多年的流亡，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深切体会个中苦难。因此，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
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见？
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前苏联那些拿着高薪、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们，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
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
在这残酷的时代，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乞求过怜悯同情。
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
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
“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
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而是人们太健忘了。
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
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赛亚·伯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语，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
在这点上，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他们也拥有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
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不再让那个劳动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