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白话文极难写。
写的浅白了，易俗。
写深了，易涩。
在所有近现代的白话文中，王朔《回忆梁左 》一文可做范本。
平实而有奇气，不煽情，却让人很难忘掉。
隔一段时间就会挑出来读读，沾沾文气。
《回忆梁左》
王朔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
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个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通过梁天。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梁天要了他哥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一定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么。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象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讪讪的。
后来翻拣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很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不太注意他的表情，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
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不认识的人请，在座的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来回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
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礼，譬如小姐端着蹄髈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
后来大家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八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沙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叫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拉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
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
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那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
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5本5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有些老气横秋，一次他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你们跟两代人似的。
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一脸正经。
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被冥冥中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
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
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在睡觉，接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
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我是早晚要写小说的。
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本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的东西，写出来就占一席之地。
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
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
他说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从电视剧下来都有那么个苦恼过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
他说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我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他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6点来钟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天晚上10点至凌晨2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