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固然很重要，但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现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甚至犯罪的共犯。1963年，25万美国人举行了民权运动大游行“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同一天发表演说的还有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他曾经是柏林的一位拉比，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好人不做声而让坏人肆意作恶的悲剧，他那天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偏见和仇恨并不是最紧迫的，最可耻最不幸的是沉默。”在偏见和仇恨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并不一定赞同偏见和仇恨，但他们的沉默却使他们成了偏见和仇恨的共犯。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1984》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两种谎言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今天，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毎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怀疑。这种有所怀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