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79万人；
2018年，530万人；
2019年，467万人；
2020年，204万人；
2021年，48万人；
这是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净增长情况（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按照这样的下滑速度，2022年中国人口就可能面临“负增长”的历史性拐点。
关于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讨论有很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工作忙、房价高、教育贵……
不过这些理由大多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就拿房价高来说，很多人认为“高房价”是阻挡中国人生孩子的第一大杀手。
可是，从同样是华人国度的新加坡来看，房价再低也没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开始推行“组屋”（公共住房）制度，到现在新加坡“房价收入比”低至5——也就是5年收入就可以买一套房。
新加坡政府还尝试过直接发钱，一胎、二胎大约能拿到3.8万人民币，三胎、四胎则更多，还有各种免税政策等。
根据计算，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新加坡家庭，在孩子年满13岁的时候，政府对其的经济援助可高达75.2万人民币。
然而，无论是低房价、还是直接发钱，都没能阻止新加坡的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下滑到1.14，比中国的1.3还低。
新加坡组屋价格低，新加坡人却依然不生孩子
到最后新加坡政府办法用尽，即使是强人李光耀也只能绝望地感慨：“新加坡人口问题，我解决不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东亚圈都不愿意生孩子？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
在“生孩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用一套非常简单、却十分经典的经济逻辑去解释。
知道了这个逻辑，也就知道了人口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
“多子多福”是怎么来的？
人在一生中要做不少选择，小到买一件商品，大到上学、工作，都是一种选择。
而一旦面临选择，人们就要衡量这种选择的收益和成本。
“生孩子”也是如此，哪怕有的家长生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潜意识里也会衡量“生孩子”这件事的收益和成本。
生孩子的成本有哪些：
父母要花时间带孩子，要花钱养孩子，要买个更大的房子……
那生孩子的收益有哪些：
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可以获得快乐，类似于养猫养狗，这种快乐是有价值的；
“养儿防老”，等老了之后孩子要花时间照顾老人；
同时，孩子的收入也通过“孝顺”这一途径，部分返还给父母。
只有生孩子的收益大于成本，父母才会选择多生一个孩子，否则就是少生、乃至不生。
“收益-成本”这个理论虽然简单，却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例如，为什么古代社会会有“多子多福”的理念？
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生孩子的收益很大、成本却很小。
在农业社会，养孩子不需要费钱、费时间，给口饭吃就行。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帮忙照看小一点的孩子，这意味着养孩子成本低。
但更重要的是，半大的孩子就可以下地干活、帮父母劳作。这个时候，父母其实是一种“资本家”，在剥削子女的剩余价值、收益极大。
农业社会是家长制的，因为父母（主要是父亲），不但拥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还拥有子女作为生产力，就像一个小企业老板。
子女是父母的免费劳动力
企业老板，当然希望不要工资、只用管饭的员工越多越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社会倡导“多子多福”。
如果隔壁老王家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家撑死了就只能耕种一亩三分地。但自己家子弟六七个，就可以多耕两亩地，最后多产的粮食都归于父亲。
这个时候，你看隔壁老王家的神情，估计就和现代社会一个百万富翁看一个乞丐一样得意。
“子女=父母的免费劳动力”这个逻辑，虽然很赤裸裸，却是农业社会运转的真谛。
当然，子女们在这一种模式中也并非完全弱势。
当父母过世后，子女获得父母的遗产，相当于一次性拿回了曾经被父母剥削的那部分，完成循环。
工业社会，剥削者从父母变成资本家
然而当工业化的时代来临，农业社会养育子女的这一套模式完全被颠覆了。
随着农民进入城市，老一代农民们发现城市里住房也贵、教育也贵，养育子女的成本变大了。
但更重要的是，剥削子女剩余价值的人，从父母变成了资本家、企业老板，导致生孩子这件事的收益大大减小。
农业社会，子女种地的所有产出都归于父母；
而在工业社会，企业老板首先会拿走一大部分，然后才会发给工资。
工业社会，资本家拿走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女的剩余价值
子女再从工资中，抽出一小部分孝顺给父母，有的子女甚至靠工资养活不了自己，还要父母补贴。
这种模式下，普通人生孩子的收益实在是太小了，只有不被剥削、反而剥削别人的资本家才愿意生孩子。
例如现在的世界首富马斯克8个孩子，还想生更多。没有搞过计划生育的香港，富豪里“一生生一窝”的例子就更多了。
工业时代，具体有多少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
根据2021年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5128元。
这其中的差值4.5万元，就是资本家从我们的劳动中拿走的部分。
是不是很多？
“工业化极大地加快了资本的剥削效率，严重降低了劳动者父母的生育回报，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这一铁律。
例如在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
早在1900年，英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接近80%，同一时间英国妇女的生育率从3.6下滑至20世纪30年代的2.0，成为第一个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要求的国家。
1900年的伦敦
而在与英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美国，由于工业化时间更晚，上世纪30年代城镇化率还不到60%。所以美国人的总体生育意愿更高，在2.7左右。
在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先后顺序，也是跟着各地区工业化的时间来的。
首先是1975年日本生育率低于2，然后是新加坡（1977年）、中国香港（1981年）、韩国（1984年）、中国（1992年，有计划生育因素），最后是越南（2001年）。
理解了工业化下，资本对人的高效剥削。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政府搞定了房价、又给民众丰厚的生育补贴，却始终提不起新加坡民众对于生育的兴趣。
因为纵使是强人李光耀，也解决不了资本剥削人的问题。
根据统计，2017年新加坡人年均工作时间高达2238小时，在全球发达国家中位列第1，在全世界国家中位列第5。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反映出跨国企业对于新加坡劳动者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也就不奇怪了。
同样地，在以“内卷”著称的韩国，韩国人年均工作2063小时，排名发达国家第2。在财阀们的高压剥削下，韩国2019年生育率低至0.92，排名世界倒数第一。
工作时间新加坡排名发达国家第一，世界第五
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什么文化、宗教都挡不住，就连我们通常认为“爱生孩子”的穆斯林也是如此。
2019年，阿联酋的生育率只有1.4，比当年的中国还要低，非常令人惊讶。
现在纵观世界，生育率还在4以上的国家，索马里、刚果、尼日利亚等，无一例外都还处在农业社会。
而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资本剥削越严重、生育率越低。
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常说的：“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还生孩子干什么呢？”
战后婴儿潮是怎么来的？
在世界各国相继工业化，生育率接连下降的大趋势下，欧美各国曾经迎来过一次生育率奇迹反弹。
那就是发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婴儿潮”。
在英国，生育率从40年代的1.8，反弹至1965年的2.8。
在美国，生育率从40年代的2.0，反弹至1960年的3.6。
50、60年代美国出现“婴儿潮”
为什么已经工业化的欧美各国，会出现这样一次生育率反弹？
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战争，战争刺激了人们更愿意生孩子。
但是，在同样惨烈的一战过后，欧美各国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婴儿潮”。
例如在英国，一战死的英国人比二战还多，英国的生育率却从1910年的3.1，下滑至1930年的2.0。
所以，婴儿潮的诱因可能并不是战争。
根据我们刚才的理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二战后欧美各国在“反对剥削”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提高了父母们的生育回报。
例如在美国，二战后美国工会力量迅速壮大，最高峰时期美国工会成员占到了全美劳动者的1/3。
如此庞大的政治力量，足以左右选举结果并控制政府。在二战后的“工人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有效地约束了资本对工人们的剥削。
例如美国政府强制企业给工人交医保、养老保险，每年企业固定比例的利润要给工人分红，保障工人休息时间，给企业、富人定极高的税收（1946年-1962年，美国个税最高一档高达91%）。
50、60年代美国贫富差距下降
在英国，二战后工党上台。虽然今天网络上经常说“工党误国”，不过工党的确为劳工们做了不少实事，例如推行全民免费医疗（NHS）系统。
政府带头反对资本剥削，再加上二战后欧美经济繁荣。其结果就是普通民众“有希望”、“有获得感”，于是就更愿意生孩子。
然而可惜的是，到了70年代资本在政治上反扑。
最后，代表资本力量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上台，欧美重新回到了压榨劳动者的老路上来，于是此后各国的生育率也就一蹶不振。
中国的人口问题怎么办？
中国近年来生育率急速下滑，也和刚才讲的经济因素有关。
一是工业化，导致人们在生孩子方面，从“多子多福”的农业思维，转向“生个孩子接受资本剥削”的工业思维。
在别的国家，这种思维转变可能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工业化得太快，导致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思维转变。
前段时间有个微博登上了热搜榜首。
这个微博讲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和母亲谈论生育，这位女性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是父母的拖累”，这种观点让母亲非常惊讶。因为在母亲看来，生养孩子虽然辛苦、却是快乐的事。
女儿的想法母亲完全没想到
这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在我看来就是“农业思维”和“工业思维”和差异。
生育率快速下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反对资本剥削方面，表现的也不好。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扩散，中国人年均劳动时间，从1992年的1978小时，上升到2017年的2174小时，平均每周多劳动3.8个小时。
90年代后中国人劳动时间上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87%下降到2020年的61%。
虽然民众劳动时间增加、收入占比下滑，无疑有助于中国企业快速积累资本，但这是以牺牲民众的获得感为代价的。
而近年来，这种“牺牲”的后果，终于反映到了生育率上。
从这两个因素出发，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也就显而易见了：
要么就是让工业化倒退、回到农业社会，从而扭转人们的生育思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么就是控制资本、反对剥削，提高生育回报。
现在我们国家做的部分挽救生育率的事，无论是“双减”还是“控房价”，都是在降低生育成本。
但是从新加坡的例子来看，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力度不够。
只有让父母们意识到，多生一个孩子，他未来会回馈这个大家庭——无论是多花时间照顾父母、还是多给父母物质帮助，而不是时间、金钱全被资本压榨干净。
只有这样，父母们才愿意多生。
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国家表现比较好，例如德国和日本。
虽然同为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但由于近30年来政府重视保障劳工权益，德国、日本民众的劳动时间总体下滑。
日本人年均工作时间1744小时，平均每周只劳动34个小时，早已摘掉了“内卷”的帽子，日本人加班也有法律保障加班费。
而德国人工作时间更是低至1354小时。
同一时间，德国、日本的生育率也出现了小幅回升。
2005年后，日本生育率小幅回升
幸运的是，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反对剥削”是解决人口问题的终极方案，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口号——“共同富裕”。
无论共同富裕最后能做成什么样子，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彻底消灭剥削的社会，让劳动者的产出100%回归劳动者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父母们“被剥削”的失落感，从而提升生育意愿。
我相信中国，无疑比其他国家更接近这一终极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