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悖论
——重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埃利希·弗洛姆在西方的影响很大。大家可能都接触过他的著作《爱的艺术》，他认为爱不是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而仅需投入身心的感情，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逃避自由》里，他则分析了人的内在矛盾——我们不断争取自由、而又不断发生异化，企图逃离自由。
在这篇文章中，您可以看到弗洛姆关于人类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论述，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异化？
作者：俞伯灵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一、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自由对人的双重影响
自古希腊至今数千年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哲学、文化领域，自由始终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自由与平等、博爱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为之浴血奋斗的伟大目标。近代欧英历史的要旨，实际上就是谋求摆脱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争取更广泛的自由。
确实，自由是如此的美好，“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生命存在本身。
但是，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发现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社会枷锁的现代人：
“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
“人摆脱了所有精神权威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虑，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逃避自由》
弗洛姆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为增进个人自由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新教教义的基础上，继续在智力、社会关系、政治上为人类的自由创造条件。
首先，经济自由是所有这方面得以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不再受那种凝固的、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不许人越雷池一步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在我反人人、人人反我的激烈竞争中，能否把握取胜的机会，是你吃掉别人还是别人吃掉你，全在于你自己。个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成员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通过发挥自己的长处，走向成功之路。
其次，政治自由也得到了增长。政治自由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现代民主的宗旨就是人人平等，政府成员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人人有权参与政事，任何人只要能兼顾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都可以按造自己的旨意行事。
但是，弗洛姆认为，上述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在摆脱中世纪的各种束缚使人获得自由的同时，又使人变得孤独、彷徨、充满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
对于现代人的这种自由、独立却缺乏安全感、孤独的精神现象，许多西方思想家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如克尔凯郭尔、卡夫卡、Ｊ．格林等。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作出了独特的分析。
他认为，现代人陷于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活动原则。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活动原则决定了人必然陷于孤独之中。”
个人活动原则虽然加快了“个人化”进程，并成为现代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正是这一原则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并从而使人陷于孤独之中，使人变得孤苦伶仃、孑然一身。”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自由了，但同时人又成了服务于超个人的经济目标的工具，面对不依个人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经济力量，人显得那样软弱无力、无足轻重。
“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生活在这种城市里的人都有失落感）、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震耳欲聋的无线电广播、一日三变的新闻报道（人们搞不清究竟哪种报道是真实的）、眼花缭乱的各种演出、跳跃有致的爵士音乐……所有这一切人正面临着一股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与这股力量相比，人只是一粒尘埃罢了。”
通过对前个人主义社会（即中世纪）与现代市场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的比较考察，弗洛姆进一步阐述了自由对于现代人的双重价值。
对于中世纪，人们普遍有两种不同的误解，即理性主义把中世纪看作是完全黑暗的时期，因为中世纪普遍没有个人自由；而一些保守的哲学家则经常将中世纪理想化，认为中世纪的主要特征是团结一致，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需求，相互关系坦率真诚而不象现代人那样“人对人是狼”。
弗洛姆认为，其实这两幅图画所描写的中世纪的情况都是存在的，“都没有错，错的是都只反应了中世纪的某一端，而未描述另一端”。
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相比，主要特征是缺乏个人自由。
“在其早期，每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是被固定的。
从社会地位看，一个人很少有机会可以从这一阶级转到另一阶级之中；从地理位置看，他也很少有机会可以从这一层次或国家迁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除了少数人例外，绝大多数人必须从生到死厮守在一个地方。甚至人们常常不能穿他们所喜欢穿的衣服，不能吃他们喜欢吃的食物……
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被所制定的规则和条约所操纵，这些规则和条约实际上控制了一切，没有一个活动领域能例外。”
中世纪的这种生活场景，在现代人看来似乎难以忍受，但与拥有更多自由、更多流动的现代人相比，其另一个特点是具有相与感或安全感。
由于人一呱呱坠地，在社会中便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由于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而人在这一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又是确定的，所以中世纪的人就比现代人少了孤独感而多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自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欧美史，是个人完全“脱颖而出”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个人成长了，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但人类的精神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或带来了人类精神的副产品。
在自由中“获益”与自由成为一种“负担”伴随着这一段历史。一方面，人可以自由地行动，独立地思考，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与人；另一方面，人被抛到了一个孤独、冷落的世界上，失去了以前他曾享受的那种安全感，失去了以前那种无可非议的所属感，无论在情感还是精神上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深感孤独与忧虑。
二、人类挥之不去的两个梦：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
追求自由，摆脱束缚，谋求独立，一直是人类的梦想。
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追求自由、独立的倾向是与人同在的，换句话说，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其内在的动力源于排除“个性化”发展和“内在成长潜能”的障碍。
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个体，切断了与母体的脐带时，我们说这个人诞生了，但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只有从精神上真正切断了与母体、他人、社会的“原始关连”（Primary ties），意识到自己作为“我”与“他”异在时，我们才真正可以说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人开始“脱颖而出”了。
随着个体年岁的增长，切断原始关连的程度越大，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也越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个体在身体、情感以及精神上日益强化，由个人的意志和理性指导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也发展起来了，弗洛姆把这种有组织和协调的人格整体称之为“自我”。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与自我同在，自由是人的本质」。
自由是人的本质，追求自由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内在需求，人们对此很容易理解；但与此同时，人性中是否还有一种逃避自由、寻求归属的需求呢？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通过对个体化进程的考察，他发现个体化过程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日益增长的孤独。
“一方面，孩童变得愈加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他那先前被这些束缚他的纽带所禁锢了的个人的自我。可另一方面，他也日益脱离了那个给予他安全和保障的世界。
虽然，个体化的过程是一个个人人格日益完善和强化的过程，但与此同时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丧失了与他人原始的统一，与他人日益分离。
「这种日益分离的状况可能导致孤立无援，使人产生凄凉的感觉，造成强烈的忧虑和不安」。”
这时人们就会怀恋起处于原始关联中的安全感，希冀重返温暖的母体，从而产生“从属”、“相与”的需求，渴望屈从，摆脱孤独，寻找精神家园或精神避难所。
人类这种既要追求自由、独立又要渴求屈从、归属的精神困境，实际上源于人类特殊的生存状态与人的本质。人类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又能意识到与自然的对立、异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能离开他人、社会而存在，但人又是“个体化”的存在。因此，追求自由和逃避自由的冲动，既伴随个体的成长历程，又贯穿人类社会始终。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留下的痕迹。从庄子到陶渊明，从释迦牟尼到耶稣，思想家们构筑起了一个个美妙的精神家园。
从这一思想出发，弗洛姆分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弗洛姆发表《逃避自由》一书时，正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受法西斯主义迫害的犹太人，弗洛姆承认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原因，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于德国人（主要是中下阶级）逃避自由的渴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设法逃避自由，还有数百万人民则是满不在乎，认为不值得为自由而斗争并作出牺牲。”
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希特勒的集权主义性格，即施虐——受虐待狂性格。「弗洛姆认为施虐狂与受虐待狂这两种心理倾向表面上相互冲突，实际上是“共生”的，它们都是内在孤独感和恐惧感的表现」，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逃避自由、摆脱孤独的需求。
受虐待狂之所以要受虐，主要是他被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所驱使，企图通过消灭他的自我（当然这是指心理上的消灭而不是肉体上的消灭）来克服这种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而虐待狂之所以要施虐，强使别人依赖他，绝对地统治别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同样在于他不堪孤独，在于他依赖于被他虐待的对象。
“虐待狂需要那些受他统治的人，而且非需要他们不可。因为只有他去控制别人了，才深感自己是有力量的，产生力量感。”
总之，施虐——受虐待狂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摆脱个人的自我，摆脱自由这一不堪忍受的负担。
除了集权主义（施虐——受虐待狂性格）以外，弗洛姆还分析了逃避自由的另外两种心理机制，即破坏性与机械的自动适应。
所谓破坏性是指一种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的内在冲动，旨在通过消灭一切必须抗衡的对象来寻求安全。
弗洛姆认为，由于持续不断地遭到来自外界的威胁，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忧虑感（尽管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这种忧虑感构成了破坏性的根源。
所谓机械的自动适应，是指个人通过消除自由和自我，完全承袭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消解于“群众”和周围环境之中，从而放弃他独有的个性，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模一样，使自己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
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正常人所使用的方法，它类似于某些动物的保护色。现代人往往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意志、情感都是自己的，但仔细分析一下“我感觉”、“我思考”、“我冲动”这些词的内涵就会发现，其实不然。
通过后催眠实验，弗洛姆发现：
“许多思想、感觉、欲望甚至感性知觉，虽然我们主观上以为是自己的，但实际上是他人灌输的。”
“是他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向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他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根本就不是他的自我。”
例如，问小孩是否喜欢上学，小孩说我很喜欢，实际上这只是父母的愿望，而不一定是孩子的真实愿望。父母长期教育孩子要学习，要喜欢学习，从而使孩子是否喜欢上学的真实愿望压抑住了：如果小孩回答不喜欢，就必须承受来自父母的强大压力；如果回答喜欢，就能得到父母的赞赏与认同，久而久之，孩子就认为是自己喜欢上学了。这种机械的自动适应，在现代人中确实很普遍。
在路德的新教中，弗洛姆也找到了逃避自由的思想渊源。路德认为，人虽然不能靠自己的德行而获救，但假如人有信仰就有望自我拯救。
信仰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人一旦具有了关于信仰的不容置疑的主观经验，便可确信自己能自我拯救。路德的信仰这一概念用心理学的术语表述，即：假如你完全地屈从，假如你承认自己是无价值的，那么万能的上帝就愿意爱你救你；假如你完全通过自我沉沦摆脱了自己所有的缺点和疑虑，那你就不会再感到自己是空虚的，并可进入到上帝的天国中去。
路德虽然使人摆脱了教会的权威，但又使人屈从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即上帝的权威。弗洛姆指出，路德的“信仰”实际上就是认为要得到上帝的爱首先得屈服这样一种信念。因此路德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也即是现今许多人所使用的方法：他们通过消灭孤独的自我，通过使个人成为一种个人以外的握有生杀大权的人的手中的工具，来寻找肯定，来寻求安全。
从这一意义上说，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确实是一对孪生兄弟。
三、重建人类的伊甸园：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的工作
《圣经》上说，在偷吃上帝的禁果之前，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原本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园中，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果树，果树上长满了很多悦人耳目的果子，园子里还有金子和珍珠玛瑙。园子里男人与女人之间、男人女人与自然之间非常和谐的相处在一起，充满着和平，不需要劳动，没有痛苦。
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园子里的果子可以随意吃，除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我们的始祖还是禁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上帝的禁果，从而明白了自身的“赤身裸体”，意识到了“我”的存在。
从此，人类被逐出了温暖、幸福、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被抛到了充满艰辛的属人的世界。“蛇”，作为人类精神的助产婆，因为诱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使人具有智慧而被迫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女人，因为禁不住蛇的诱惑，不得不承受生儿育女的痛苦；而男人，也因为禁不住女人的诱惑，被迫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才能养家糊口。自由意志使人类“脱颖而出”，但也使人类失去了乐园，剪断了与自然的原始纽带，解除了曾给予人类安全感的“美妙的束缚”。
从此以后，人类似乎一直有一种企图重返伊甸园的冲动，有一种重返上帝那温暖怀抱的情结。
但是，伊甸乐园是永远地失去了，正像人出生以后不可能重返母体一样。庄子可以在他的自由梦境里齐万物、一生死，逍遥无待，但餐风饮露、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真人”只存在于他的精神世界中，崇尚无己、无功、无名，无非是为了冲淡内心的悲苦，只能算作是一种精神自慰。陶渊明精心构筑的桃花源，也只不过体现了他企图重返伊甸园的心路历程。
从社会发展角度考察，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努力摆脱重返伊甸园的情结，克服集权主义（施虐——受虐待狂性格）、破坏性与机械的自动适应等消极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追求积极的自由、享受自由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努力消除自由的消极影响，构建起一个既自由又安全、温暖的人间伊甸园。弗洛姆为我们开出的达致人间乐园的处方是：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的工作。
弗洛姆认为，爱是使人既保持独立而又不感到孤独的良方，是连接自由与安全的纽带，也是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关键。
“所谓爱，不是指把自身消融在另外一个人中，也不是指占有另外一个人，而是自发的肯定他人，在维护个人的自我的基础上，使自己与他人融为一体。”
这种爱包含了两种相反的因素：一方面它是出于克服孤独这种需求而产生的，所以它总趋向于合群；另一方面又不磨灭个性。
正是这种出于“自发性”的爱，使得自由的固有矛盾——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乌有。
这里，弗洛姆提出了“自发性行为”的概念。自发性行为不同于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行为是个人受孤独和无权力感的驱使而从事的一种行为；自发性行为也不同于自动化行为，自动化行为是指不加辨识地采用外界所激发他的行为模式：
“自发性行为是自我的一种自由活动。”
“只有人对其自我的基本组成部分都不加以压抑，只有他对其自身了如指掌，只有他生命的各个方面已完成一体化了，自发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
自发性活动是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怖，而同时又不使其自我的完整性受到损失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自我的自发性实现的过程中，人可以再度把世界、他人、自然和自身结合起来，而爱是这种自发性的最重要的成份。
自发性行为的另一成份是工作。弗洛姆所谓的工作：
“不是指为了逃避孤独而被迫进行的活动，也不是指用自己的双手同自然建立起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崇拜与被崇拜、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是指一种创造，人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与自然相沟通。”
只是，现代人的这种创造性活动实在太少了，在弗洛姆眼里，艺术家算是完全能自发地表现自己的人，他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是他们自我的表现，当然，这样的艺术家也包括某些哲学家和科学家。通过爱、工作及其他所有的自发性行为（这种活动既肯定自我的个性同时又使自我与他人及自然联合起来），个人包涵了世界，把自己与世界连接起来了，这样，人就不再是一粒孤独的尘埃了。
“他和世界都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他有其适合的位置，因此，对其自身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顿时消失。”
而随着对自身及其在生命中地位的怀疑的克服，个人也就变得愈加强壮和结实，变得既有力量又有安全感。
通过爱、创造性的工作等自发性行为获得的力量与安全，不同于前个体化状态下（如中世纪）的安全；同时在这种安全状态下所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的关联也同原始关联（伊甸园中人类始祖与自然的关联、自我意识形成之前孩童与外在世界的关联）迥然不同。
这种新的安全不是建立在依赖于外部世界某种权力对个人保护的基础上（如集权主义），也不是除去生命中悲剧成分的那种安全（如破坏性），而是动态的、在人的自发性基础上的。
这种安全以自由为前提，因为自由是个人“脱颖而出”的条件；但同时又克服了自由的消极影响。
弗洛姆为我们描绘的这种社会的图案应是这样的：
“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已成了文化的目标，生命无须由成功或其他什么东西来加以证实，个人不再从属于或被操纵于外在的权力（主要指国家和经济机器），个人的良心和理想不再是一种‘内在化了的外部要求’、而真正是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的特色。”
当然，这样的图案只有当将来人能控制社会，并使经济机构为人的幸福这一目标服务之时，只有当将来人能积极地参与社会过程之时才能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