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6年里，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语不能言”的悲哀。
（图为巴金）
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进食而靠鼻饲。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
巴金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朱正纲：医生们，肿瘤患者们，请不要开刀，开一个死一个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2015年起，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开始去“拦刀”，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跟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按现在的普遍认识，手术切除是这类患者的最后希望。“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等把周围的小土块清理掉一样”。到今天，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晚期病人跑到医院里，来一个，就开（刀）一个。
可怖的是，就跟踪一年看，晚期病人开刀后没多久就复发了，生存期很短。因为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而近两年国外在肿瘤治疗方面，已经提出的“转化治疗”新概念，就是先“转化”肿瘤，把大肿瘤转成小肿瘤，把晚期肿瘤转化到中期、甚至早期，然后再开刀，达到手术切除甚至根治的结果。现在已经有转化治疗后，患者生存期都达到一年以上，生活质量也都不错的案例了。
现在朱正纲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更关注开刀漂不漂亮，拿不拿得下，肿瘤医生则更关注患者到底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区别。
“我不知道我能拦下多少刀。”朱正纲神色凝重地说。
罗点点：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60多岁的她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有一次，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会，谈论起死亡：“我们不希望在ICU病房，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工业化’的死去。”
几个朋友开玩笑，要不要弄一个俱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临终时绝不过度抢救，让身体自然死去。最后，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图为罗点点）
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她说：“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办法，让我们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不要那么痛苦，不要那么惊慌失措，不要受那么多的罪。”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2006年，罗点点试图借助网络舆论的传播，推广“生前遗嘱”和“尊严死”。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没有恢复期望时，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她给网站取名为“选择与尊严”。
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加入这个团队。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2011年的11月23日，一篇名为《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辩论。作者是一名医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
文章很简单，肯·穆尤睿回忆说，就在几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得了胰腺癌。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高手，不但医术精湛，还发明过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伤害，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却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查理把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
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几个月以后，查理在自己的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
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
真是太震撼了！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指出：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什么是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因为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上世纪70年代，缓和医学在英国成为一门医学专科。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世卫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原则有三：
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议他们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更不容许他们假“安乐”之名自杀，而是要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刘端祺：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尤其是前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刘端祺记得有一位病人在博客里写道：“虽然医生天天加班，手机一刻也不敢关机，是很累，但你们不能理解我们生命被延长后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们冰冷的刀剪，放弃你们职业性的套话，人性化一点，释放一点亲切和温馨，问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过问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
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90岁老人患癌拒治疗，她只说了一句话
这位老人叫诺玛（Norma），已经90岁高龄，她生活在美国密歇根州。距她老伴患癌症去世仅仅2周，医生就告诉她，她的子宫内长了颗恶性肿瘤。
（图左为诺玛，她正在坐热气球。）
然而，当医生询问她要以开刀、放射性治疗或是化疗来切除肿瘤时，诺玛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都90岁了，我想来趟精彩的旅行！”
医生感到非常震惊，告诉她放弃治疗的后果，诺玛表示统统知道，也接受。她经历过老伴儿治疗时的痛苦，不想重蹈覆辙，所以坚持自己的想法。
最终，诺玛的想法获得了医生的支持。家人本来也反对，但最后他们也妥协理解了，开着露营车、开始一连串为期6个月的旅行！她还在微博上开了粉丝专页，一边玩乐一边和大家分享旅途的点点滴滴！
这趟旅行不只带给诺玛无数快乐回忆，也让她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体悟。她透露远离病痛的秘诀，就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精彩故事和幸福时光。
“每一天都要认真的过生活，就这样了。”诺玛说。
一家四口全部患癌，但是他们选择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70多岁的杜雪琪退休之前是北京一家医院的行政人员。可能正是因为在医院工作，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场面，看到许多生前很有钱或者很有成就的人，甭管男女，去世时都是光着身子，插着尿管，身上只盖一条白被单，没有一点尊严。每次看到杜雪琪都会想，谁都会有这么一天。退休后，自己一定要带家人把没去过的地方都走遍，别让人生留下遗憾。
（图为杜雪琪和母亲。）
然而，杜雪琪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梦想还没有实施，相濡以沫的丈夫就匆匆离世，死于肝肺癌晚期，年仅55岁。
爱人去世3年后的1996年，杜雪琪的母亲被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伤口好久不愈合，每天晚上都要用中药泡伤口，泡完都是半盆血汤。“母亲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女儿却不能替代她，所以其他方面我尽量满足她，让她幸福指数高一点。”杜雪琪说。
爱人突然去世，父母身患重病，让杜雪琪坚定了带父母出境旅行的念头。1998年，她带父母去了香港和泰国，第二年，去了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路上，大家玩得很高兴。
旅行回来后不久，老父亲就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来还被查出膀胱癌和喉癌，不停地住院做手术。到2005年临去世前两个月，父亲突然清醒了，对女儿说：“孩儿啊，多亏了你，咱们那时候出国玩儿多好啊！孩儿啊，等我好了，咱们再去美国。”
2005年冬天，父亲刚去世后不久，母亲说想去日本。杜雪琪说：“走。”从此，她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母女背包客”行程。2006年，母女二人行走欧洲三国，2007年去俄罗斯……2013年，两位年龄相加150多岁的母女还远赴南非看了野生动物。
2008年，82岁的母亲说想去朝鲜，不想，出发之前母亲竟被诊断出胃癌，医生要求立刻手术。癌症对于这个家庭已经是“老朋友”，赶不走，就必须适应和这个“老朋友”在一起的生活。
杜雪琪担心母亲，但她更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遗憾，她征求母亲的意见后对医生说：“我们报了旅游团，让我们先去玩吧。”医生先是很惊诧，但是听完母女二人的故事后，同意了杜雪琪的请求。
（图为杜雪琪和母亲在旅行路上）
死亡是个宏大的话题，没人有过经验，也没有人能毫无畏惧地走向死亡。我们最终要关注的都是生存的质量和死亡的尊严，以及如何更好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如果继续使用有创措施，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年，但大部分时间里是不省人事的，只能躺在床上，毫无生活质量可言。
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健康的时候，就要与家人就这些问题详谈，交待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们既不能讳疾而忌医，同时也不要讳死而忌谈。
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希望大家能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不要给亲人或者自己带来更多不必要的痛苦，从而留下终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