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自身比起这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给予别人的表象都更能带给他幸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了。一个人的自身，也就是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一个人的自身个性永远伴随着他，他所体验的一切都沾上他的个性的色彩。无论他经历何种事情，他首要感受到的是他自己。这一点适用于人们从物质事物中获取的乐趣，而享受精神上的乐趣则更是如此。因此，英语的短语（享受）是一个相当生动的表述。例如：人们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而不是说“他享受巴黎”。如果一个人的自身个性相当低劣，那么所有的乐趣都会变味，就像把价值不菲的美酒倒进被胆汁弄得苦涩难受的嘴里一样。因此，除了严重灾祸以外，人们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其重要性远远不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对事情的感受能力的本质特性和强弱程度才更为重要。一个人的自身是什么，他的自身拥有到底为何，简而言之：他的个性及其价值才唯一直接与他的幸福有关。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间接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因此是可以被消除的。但个性发挥的作用却永远不可以消除。因此，对于他人自身优越的嫉妒是最难消除的；所以这种嫉妒会被很小心、谨慎地掩藏起来。进一步而言，构成感觉意识的成份恒久保持，人的个性每时每刻都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相比较而言，除此以外的东西只是暂时地、偶尔地产生作用，并且它们都听命于发生的各种变化。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是我们的本性，而不是金钱。”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咬紧牙关承受纯粹从外而至的灾祸，但我们的自身招致的不幸却难以忍受；因为运气有变好的时候，但我们的内在却永远不变。因此，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是属于人的主体的美好素质，这些包括高贵一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句话，“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所以我们应该多加注意保持和改善这一类的好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去占有那些身外的财产、荣誉。
在上述这些主体的美好素质当中，最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因为这一美好的素质所带来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愉快的人总有他高兴愉快的原因，原因就是：他就是一个愉快的人。一个人的这种愉快气质能够取代一切别的内在素质，但任何别的其他好处都不可以替代它。一个人或许年轻、英俊、富有和备受人们的尊重，但如果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我们就必须问自己：他是否轻松愉快？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赫然入目的是这样一句话：“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痛苦不幸的。”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了，但我却一直无法把它忘记。因为这句话包皮含着朴素的真理，虽然这老生常谈说得夸张了点。因此，当愉快心情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它的到来，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
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我们经常会犹豫不决地接受愉快的心情我们想先弄清楚我们的高兴和满足是否确有根据。又或者，我们担心在严肃地盘算和认真地操劳之际，高兴的心情会打扰了我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否真有好处仍是一个未知数。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高兴的心情在人们感受高兴的此时此刻就直接给人以愉快。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存，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恩物，因为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就体现在此时此刻它无法割裂地连接无尽的过去和将来。由此可见，我们应把获得和促进愉快的心情放在各种追求的首位。确实，能够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但对于愉快心情贡献最小的则是金钱财富。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富贵人家却通常感到烦恼。因此，我们应该着重获得和保持身体健康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体里长出的花朵。
众所周知，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无非就是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令人不快和剧烈的情绪动荡，以及长时间、紧张的精神劳累；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如果一个人每天不进行一定的身体活动，那他就无法保持健康。一切生命活动程序，如果要保持工作正常的话，那么，生命活动程序所在的整体也好，作为这一整体里面的一部分也好，都需要得到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身体组织的内部在永不停歇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心脏每跳动次，就把身体的全部血液沿着身体的大、小血脉传送一遍，肺部一刻不停地抽气，就像一台蒸汽机；大肠则像虫子一样地蠕动不已；体腺始终在吸收和排泄；伴随着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本身就完成了一次双重运动。这样，如果人不进行外在的运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都是静止缺少运动的那他们身体外表的静止就会与内在进行着的运动形成惊人的、有害的不协调。身体内部不停的运动需要得到某种外在运动的配合和支持。上述身体内外之间的不协调就类似于：某种情绪使我们的内在沸腾激动起来，但却不得不竭力压制这种情绪从我们外表流露出来。甚至树木的生长茂盛也必须借助风的吹动。“每一运动的速度越快，那这一运动就越成其为运动”这一句话以最简洁的拉丁文表示，就是这一规则可以适用在这里。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快情绪，而愉快情绪又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关于这点，只要互相对照一下我们在健康、强壮的日子里和当疾病降临、我们被弄得苦恼焦虑的时候，外在境况和事件所留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印象，一切就都清楚了。
使我们快乐或者忧伤的事物，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爱比克泰德所说的“扰乱人们的不是客观事情，而是人们对客观事情的见解”。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再具有意义，甚至就算我们拥有那些属于人的主体的好处，诸如精神特质、情绪、气质的优点等，我们仍会由于疾病的缘故而变得沮丧不已，这些好处都会被大打折扣。由此看来，人们在彼此相见时首要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做法也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因为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的确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大的愚蠢也就是为了诸如金钱、晋职、学问、声名、甚至为了肉欲和其他片刻的欢娱而献出自己的健康我们更应该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虽然健康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愉快心情（它对于我们的幸福头等重要），但愉快的心情却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生成忧郁的气质和沮丧的心情。在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的最原初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机体组织的构成；也就是说，大致上在于一个人的感觉能力与兴奋能力及机体新陈代谢能力之间构成的正常程度不一的比例。超常的感受能力会引致情绪失衡、周期性的超乎寻常的愉快或者挥之不去的忧郁。天才的条件就是具备超越常人的神经力量亦即超常的感受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相当正确地认为：所有杰出、优越的人都是忧郁的，“所有那些在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西塞罗在讲述下面这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时，他所指的肯定也是上述那段话。我在这里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所作的考察，莎士比亚曾经异常优美地加以描述：
柏拉图用了“郁闷”和“愉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两种不同情绪，出现这些不同情绪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着极为不同的感受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能力。因此，一件使一个人近乎绝望的事情，会让另一个人高兴发笑。一般而言，一个人接受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弱，那他接受不愉快印象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同一件事情有出现好或不好两种结果的可能。郁闷型的人会因为“不好”的结果而感到悲哀和烦躁，对好的结果也提不起高兴劲儿。愉快型的人却不会为不幸的结果悲哀和烦恼，但对事物的好结果却会深感高兴。对郁闷型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实现了十个目标中的九个，他们仍然不会为实现了的目标高兴，而仅仅因为一个目标的落空而烦恼、生气。愉快型的人则相反，他们会从成功实现了的目标那里取得安慰和愉快。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十足坏事并不容易找到。同样，郁闷型的人，亦即阴沉和神经兮兮的人，他们总的来说比“愉快”型的人更具有想象力，他们比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人更少遭遇其他的不幸和苦难，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并因此准备着防范措施。这样，与那些赋予事情以愉快的色彩和大好前景的人相比，他们更少失算与栽跟斗。但如果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的疾病捉弄着一个天生具有不满、易怒心态的人，情况就会最终发展成这个样子：持续的不幸引致了对生活的厌烦，并由此萌生了自杀的倾向。由于这个原因，最微不足道的不便和烦恼都会引致自杀的结果。的确，当情况变得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连这点不便和烦恼也不需要了，一个人会纯粹由于持续闷闷不乐的心情而决定自杀。这种人会以冷静的思考和铁定的决心实施自杀行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一个病人尽管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仍会随时留意着利用每个不被监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获得轻松解脱的手段。这种解脱手段是现在求之不得的和最自然不过的。这整个过程没有犹豫、退缩和内心斗争。关于自杀方面的详尽论述，可阅读埃斯基罗尔的《精神疾病》一书。但除此之外，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最健康的和或许是最愉快的人也会想到过自杀。那就是当痛苦非常巨大，或者，步步逼近的不幸实在不可避免，这一巨大的痛苦或不幸已经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之处只在于自杀所必需的诱因的大小，这一诱因和人的不满情绪成反比例。不满情绪越厉害，则自杀所需的诱因就越小，到最后，诱因可以减至为零。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一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在自杀的这两种极端原因纯粹出自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天性是健康、愉快的，只是为了纯客观事情的缘故之间存在级别不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