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不经意地说过一句话，我视这句话为人生智慧的首要律条，我还是把它译成德语吧：“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只是没有痛苦。”这一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在于：所有的快乐，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却是肯定的。
对于这一句话的详细解释和论证人们可阅读我的《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五十八章。在这里我用一个日常司空见惯的事实对此真理加以解释。假如我们整个身体健康无恙，但只有一小处地方受伤或者作痛，那我们身体的整体健康并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那疼痛的伤处。我们生命中的舒适感觉就会因这一小处伤痛而烟消云散。同样，尽管各样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和发展，但只要有一件事情违反了我们的意愿——尽管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它就会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就会总是惦记着这一件事情，而不会想到其他更重要的、已经如我们所愿发生了的事情。
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的意欲都受到了伤害。在第一个例子，意欲客体化在人的机体里；在第二个例子，意欲则客体化在人的渴求、愿望当中。在上述两种情况，我们都可看到意欲的满足总是否定的。意欲获得的满足并不直接被我们感觉得到，它顶多以反省、回顾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识。但是，意欲受到的抑制却是肯定的，因此，这种状况会明确表示出来。每一快感的产生其实就是意欲受到的抑制得到了消除，意欲获得了解放。所以，每一种快感都持续相当短暂的时间。
上文引述的亚里士多德的绝妙规则正是基于这个道理。这条规则教育我们不要把目光盯在享受生活的快感和乐趣上面；而是尽可能地注意躲避生活中数不胜数的祸害。假如这条路子并不正确，那么，伏尔泰所说的话也只能是假的了，他说“快乐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但痛苦却是真正实在的。”但事实上伏尔泰说的话却是千真万确的。因此，谁要从幸福论的角度衡量自己一生是否过得幸福，他需要一一列出自己得以躲避了的祸害，而不是曾经享受过的欢娱、快感。
的确，幸福论从一开始就告诫我们：“幸福论”这一名字只是一个委婉用字而已；所谓“幸福的生活”，实应被理解为“减少了许多不幸的生活”，亦即还能勉强忍受的生活。确实，生活并不是让我们享受的，我们必须忍受它和克服它。
人到了老年，终于把生活的重担抛在了身后，这确实是一个安慰。因此，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痛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谁要是根据后者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就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因为快感是并且永远是否定的；认为快感能够使人幸福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嫉妒的人就有这一错误的想法——那是对他们的嫉妒的惩罚。相比之下，我们感受到的痛苦却是肯定的。所以，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如果能够达到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间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我们不应该以痛苦为代价去购买快乐，甚至只是冒着遭受痛苦的风险去这样做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会为了那些否定、因而是虚幻的东西而付出了肯定和实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牺牲欢娱以避免痛苦，那我们肯定获得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究竟痛苦是等到快乐过去了才来到，抑或是先快乐而至，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人们试图把人生的痛苦舞台改变成一个欢乐道场，目标定在寻欢作乐而不是尽最大可能去摆脱痛苦——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做的那样——那的确就是一件本末倒置、至为荒谬的事情。
谁要是带着一副阴沉的眼光，把这个世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地狱，并为此处心积虑在这一世界建造一间隔绝烈火的房间——那这个人的错误还不至于那么荒唐、离谱。愚人在生活中追寻快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受骗了；而智者则千方百计地躲避祸害。如果智者无法达到目的，则只能归于运数，但却跟他的愚蠢无关。只要得偿所愿，他就肯定不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所躲过的祸害千真万确在这生活中存在。
就算一个智者为了躲避祸害而做得过头，不必要地牺牲了生活中的快感愉悦，归根到底他也没有真的有所损失，因为所有的快感愉悦都是虚幻的。因为错过了机会享受一番而感到痛惜，则是肤浅、狭窄的，甚至是可笑的。
对这一真理缺乏认识是我们遭受众多不幸的原因，而乐观主义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在没有痛苦的时候，蠢蠢欲动的欲望就向我们映照出种种并不存在的快乐、享受的幻象；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诱惑我们对其亦步亦趋。这样，我们就招来了无容置疑、真实不虚的痛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痛惜业已失去了的无痛苦状态——它犹如我们轻率地就摒弃了的天堂，我们只能徒呼奈何地希望一切都不曾发生，宁愿一切都可以重头再来。
我们好像总是受到一只邪恶魔鬼的诱惑，它用欲望的幻象引导我们舍弃没有痛苦的状态——那可是我们真正的幸福。不作深思的年轻人以为这个世界就是特别为人们寻欢作乐而设的，这个世界就是实在的幸福所寄住的家园。他们认为那些无法得到幸福的人只是在获取幸福方面不够聪明、灵活而已。小说、诗歌、以及世人时时处处为着外在面子的缘故所做出的虚假行为，都加强了这种观点。关于这一点，我很快就会回头再讨论。形成这一观点以后，人的一生从此就是一场对肯定的幸福的刻意狩猎，而这种幸福，也就是由肯定性质的快感、欢娱所构成。在这场追逐中，人们必须冒许多的风险。一般来说，这场对实属子虚乌有的猎物的追逐都会带来实在、肯定的不幸。
各种不幸体现为苦痛、疾病、烦恼、忧患、损失、贫困、耻辱等等。真相总是姗姗来迟。但如果人们遵循我这里所讨论的规则，把生活的计划瞄准在避免痛苦，亦即远离匮乏、疾病和各种苦难这一目标，那么，这一个目标就是真实的，我们或许就能有所收益；并且，我们的生活计划越少受到因追逐所谓肯定的幸福的幻象所带来的打扰，我们的获益就越多。
歌德在《亲和力》由米特勒说出的话与我这里的说法不谋而合。米特勒总是为他人的幸福做事，他说：“如果一个人试图摆脱某种祸害，那他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但如果一个人总想着得到比自己已经拥有的更好的东西，那他就是相当盲目的。”
这让人想起一句美妙的法国谚语：更好是好的敌人。的确，甚至犬儒学派的基本思想亦源自这一道理。这点我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卷第十六章已经分析过了。犬儒学派摒弃所有的快感乐趣，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与这些快感乐趣多多少少地纠缠在一起的痛苦吗？对于犬儒哲学家来说，避免痛苦比得到快乐更加重要。他们深谙快意享受的否定性质和痛苦的肯定属性。因此，他们始终不渝地做足功夫以逃避灾祸。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认为有必要有意识地摒弃所有的快感乐趣，因为他们知道逸乐隐藏着栽人的陷阱，它使人们成为痛苦的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