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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理解鲁迅

Qian Liqun: Understanding Lu Xun

2023-06-02 23:01
钱理群:理解鲁迅

1936年10月8日与青年木刻家聊天

文:钱理群

来源:历史之瞳

当下的思想文化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文收《中国最佳教育随笔》,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鲁迅:《导师》,《鲁迅全集》3卷,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3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钱理群:理解鲁迅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谈蝙蝠》,《鲁迅全集》5卷,212—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战”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参看《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223—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呕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7卷,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1卷,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欧阳山、草明》,《鲁迅全集》14卷,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3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钱理群:理解鲁迅

鲁迅谈爱国

鲁迅强调必须坚持爱国主义,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提醒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 ,因此拒绝改革。他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这也涉及中国人与外国人相处时的民族自信心问题。

鲁迅说,中国人之于外国人,历来就有两种称呼,一个叫他禽兽,一个叫他圣人。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把外国人当作圣人捧起来;当自己强大了,就把外国人看作禽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只好在自卑与自尊之间来回摇摆。他提醒我们,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变成一种非理性,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鲁迅谈现实

当人们不满意现实时,就会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鲁迅提出,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他对历史做过这样一个概括: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这三种人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阔气的概念不一样。未来即使进入黄金世界,还是有这三种人,过去好的、现在好的,还有现在不好的,这三种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黄金世界有新的黑暗、新的死亡。人死了就能一了百了吗?鲁迅写《死后》,死后运动神经死了,但感觉神经还在,却不能反抗、不能动,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些和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完全不同。

人们美化过去,美化未来,美化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

对比刘小枫和摩罗的突然转向,走向脑残,更显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可贵。由于焦虑和灵魂的重负,很多学人会主动隔离正常的社会生活经验隔离,失去了思想领域的基本常识,制造出幻觉,并不断地告诉自己,那些幻觉就是真相。

认真的人,勇远不会输。

鲁迅论骗人

在《我要骗人》中,鲁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他遇到一个为灾民募捐的小女孩,当时有很多水灾,小女孩抓着他的手,说先生给点钱吧。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小女孩的募捐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对小女孩说,你做得非常好,我支持你,然后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真话难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说话?在鲁迅另一篇文章《立论》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我们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需要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就这三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鲁迅的考证

鲁迅有一篇文章是《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 ,不登大雅之堂,也从来没有人写过文章谈“他妈的” ,鲁迅不仅谈了,还要做出论文,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考证的结果是从晋代开始的,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出身大家族就一切前途光明,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寒门出身的人不敢公然反抗,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国骂”本来司空见惯,但鲁迅提出了怀疑,且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思维,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

鲁迅的意义

鲁迅的思维,是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所以,鲁迅是谁?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对一切公理、公意、共识、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鲁迅都是一个异端、少数、边缘的人物,他是真理的探讨者,而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当你春风得意时,你对一切深信不疑时,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时,你不会读鲁迅,即使读鲁迅也会本能拒绝;但当你对已经习惯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怀疑时,想要突破自我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时,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钱理群:理解鲁迅

很多人把鲁迅与胡适对立起来,其实,胡适推崇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同样是鲁迅精神的写照。胡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把鲁迅归类为自己人,是非常深刻的领悟。没有革命者的压力,哪里有改良者的空间。

正如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致力于“拆掉屋顶”,胡适致力于从体制内“开窗”,从寻求自由来看,他们确实是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