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旦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学期间
赞美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
（原载1942年2月16日《文聚》第1卷1期）
鉴 赏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浙江海宁人，生于天津，幼时天资过人，六岁便在天津《妇女日报》上发表了习作，十一岁考入南开学校后文学才华更有了进一步的展示，1934年秋季出版的《南开高中生》第4—5合刊上，查良铮在发表的散文诗《梦》 时，第一次署名“穆旦”。
1935年，十七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同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穆旦随清华迁入长沙，接着又随校西迁，徒步远征达三千五百华里，就读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正是在这一次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非凡的“长征”中，穆旦真切地目睹了中国偏远的西南部那些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底层的苦难，对于一个一直生活于中国都市与静谧校园的文学青年而言，其震惊不亚于一场精神世界的地震，它引导诗人开始重新发现周遭的生存真相。
1940年8月穆旦毕业留校任助教。从1938年到1942年，穆旦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四年中，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诗作，这些作品以冷峻目光审视现 实，以深邃的思考叩击人生，初步显示了诗人极具个性的艺术追求。《赞美》《诗八首》等重要诗篇就出自这一时期。
深邃的观察让穆旦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便是对于民族精神的呼唤，也充满忧患与警觉。名诗《赞美》常常被我们提起，因为其中不断重复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铿锵表白，然而，我们却不能将《赞美》简化为这样一句慷慨激昂的陈词，因为，在反复陈词的同时，诗人继续不断讲述着这个民族远未结束的悲哀、屈辱与无奈，也就是说，这里的激昂并不完全等于那些单纯的爱国主义的乐观，它可能更代表着诗人“向死而生”、反抗绝望的自我精神挣扎。
——李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