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学肄业，
没读过大学，更没留过学……
在小学、中学做教员十几年，
终成大学老师、国学大师、一代通儒。
在那个学者大师群星璀璨的年代，
硬是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等等最顶尖的学府
深深留下自己执教的足迹与声望。
他54岁时只身远赴香港，白手起家，
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的
“新亚书院”。
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
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后来扬名中外的名字，是17岁时长兄所改，
而他也为长兄的儿子起名，
长兄早逝，他尽心教导这个侄儿。
后来，这个侄子的名字印入
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钱伟长。
他就是“一生为国故招魂”、
始终对国家以往历史
抱有“温情与敬意”的 钱穆。
今天，7月30日，
是钱穆先生诞辰123周年。
钱穆先生
生而为读书种子，“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
父亲钱承沛在家族里颇有声望，
钱穆很小时就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七岁，被送到私塾读书。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
钱承沛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父虽早逝，
没能看到这颗读书种子
学问有成，闻名学界。
但他对当年年幼儿子的教诲，
却在钱穆一生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钱承沛巧解“骄”字
钱穆以治史闻名，著作等身，
为人却谦逊，
这与小时候父亲对他的一次教诲密不可分。
幼年时的钱穆聪明过人，记忆力超强。
当时，
钱穆最喜欢看《三国演义》。
每天下午放学后，
他都要先找出书来读上一段。
虽然对书里面的内容一知半解，
但他却读得非常入迷。
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
一天，
钱穆父亲的几位好友来家里做客，
他们早就听说钱穆小小年纪却能过目不忘，
打算考考他。
一位客人提出让他背诵一段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舌战群儒”。
钱穆虽然年纪尚小，
但一点也不怯场，张口便背，
竟一字不落、非常流利地背了出来。
客人连连拍手称赞。
于是，钱穆有些沾沾自喜，
虽然接下来并没有人再让他背诵，
但他却自告奋勇地又背诵了
《三国演义》的几个章节，
自然又引来一片叫好声。
第二天，
父亲叫钱穆和自己一起外出散步。
走到一个小桥跟前时，
父亲指着桥：“你知道‘桥’字怎么写吗？”
钱穆大声回答：“当然知道！”
父亲紧接着又问：
“如果将‘桥’字的木字旁，
换作马字旁，会变成什么字呢？”
钱穆回答道：“是‘骄’字。”
这时，父亲语气严肃地问道：
“骄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听了父亲的问话，钱穆低声回答：
“知道。”
钱穆这才明白，父亲带他来到这里散步，
是要告诫他做人一定要戒骄戒躁。
中学肄业，开启教学生涯
1904年，钱穆与长兄钱挚
同时考入无锡荡口的新式小学果育学校。
可惜1906年，钱承沛早逝，
临终前对钱穆的遗言唯有一句：
“汝当好好读书。”
此时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
但钱穆的母亲坚持不让孩子辍学，
她曾言：“我当遵先夫遗志，
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于是，
哪怕是穷到年夜饭都是家族施舍，
仍然想方设法让钱穆兄弟继续学业。
1912年，因为家贫，钱穆中学没有毕业，
就到一小学任教，
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教育生涯。
他一直以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为遗憾，
所以一直勤奋自学，竟然终成大家。
因学问得名，终成大师
顾颉刚力荐：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之作。
顾颉刚也由此将钱穆推荐到
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
那是1930年，钱穆36岁，
已经做了十几年中小学教员。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李素曾回忆：
“他在课堂上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
他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
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
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
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
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
1931年3月18日，
顾颉刚又给胡适去信，
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顾颉刚甚至在信中说：“……我想，
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
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
且他为学比我笃实。
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
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虽说钱穆能到北大任教，
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
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
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
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
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
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
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
钱穆先生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
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
“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
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
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
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
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
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
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
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西南联大时期：一人独居，撰写《国史大纲》
西南联大时期，钱穆随学校南渡。
但他并没有随学校去昆明，
而是在宜良岩泉寺独居，
就这样一人开始了《国史大纲》的撰写。
除了每周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
从宜良去昆明，
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
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课。
钱穆几乎就在岩泉寺闭门苦修著述。
有一个寒假，陈寅恪来山中相访，
在岩泉上寺的楼上住了一个晚上，
两人曾在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
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
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
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贺麟、汤用彤到岩泉寺时也问：
“君一人独居，能耐得住这寂寞吗？”
钱穆的回答是：
“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也得耐。”
《国史大纲》出版之前，
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
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
“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
钱穆先生
一生传道授业，为中国文化招魂
一生思考追求之治学课题
钱穆就读于新式小学果育学校时，
当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个革命党人。
有一次，
他听说钱穆读《三国演义》读得很熟，
就对他说这样的书“可勿再读”。
钱伯圭说，《三国演义》开头写道：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
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
“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
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年仅10岁的钱穆听了这席话，极受震动。
虽然，他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
就此舍弃中国传统文化，
可是这件事也确实引发了
他毕生治学宗旨和一生的终极关怀：
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将何去何从？
后来，他八十多岁时，
在《师友杂忆》中写道：
“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
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
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
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余之毕生从事学问，
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穆书法
不是教学生，是招义勇兵
钱穆晚年在台湾居住了22年的居所
叫做“素书楼”。
这名字背后，是一个母慈子孝的故事。
钱穆十几岁时生过一场大病，险些不治。
是母亲几乎衣不解带、
目不交睫地照顾他几个月。
当时，他们居住在老家素书堂的东偏房。
后来，因为感念母亲的照料，
钱穆将在台湾居所起名“素书楼”。
并撰文：
“此病不啻余之再生，皆先母悉心护养之赐。”
钱穆在结束了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执教后，
又在素书楼坚持给青年学者讲学数年。
素书楼中的钱穆铜像
有一次，
他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授课，
讲课将毕，他环顾学生，脱口说道：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
而是要招义勇兵，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学生听后，如受电击，
顿时胸热目润，气涌顶门，
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这样的老师。”
1986年6月9日，
92岁高龄、双目已盲的钱穆先生，
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悠悠历史数千年宝贵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
始终是先生心中割舍不下的精神园地。
汉学家马悦然说，
钱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
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
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
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历史学家严耕望曾言，近六十年来，
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
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
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
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素书楼
先生一生的传道授业，
是为中国文化招魂，
是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
先生一生好读书，
1937年随学校南渡时，藏书量之大，
动，则难以运输；
藏，则无处所可寻。
最后只得赶制20个大箱子，将藏书装入箱中，
与房主约定，房子不再租给他人，
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没有北归，
后来更是只身奔赴香港。
再后来，
受托保管书籍的汤用彤也去世了。
规模浩大的藏书自此失散无查
……
收自于人间，也失散于人间，
唯有读书人由此所思所感所得，
以一生故事、言行以及宏宏著述之形长存。
所幸，
学问之继，不在纸张在后来人，
文化之魂，不在器物在传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