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会等待你成长
苏力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天元讲席教授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走出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说给马上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个人努力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没有大毛病，基本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定，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你的智力。社会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世俗的利益交换场所，是市场，搞的是“平民政治”；评价标准主要不是你的智力高下（尽管聪明和智慧仍可能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这个标准不是中心——老师——确定的，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
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10天，3000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出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有了IT产业中的辍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据说是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同学们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自我安慰，“天生我材必有用”；甚至更极端，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看不见，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人才期货，讲，也是将之折算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视作平等，不考虑你刚毕业，没经验。如果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向老师求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则千万别说，也别相信。这种说法其实不是安慰，在某种程度上，它说的就是，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都给我拿出来，就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草案，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生尤其重要。理工科学生几乎从一入学就被迫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即使成名了，也就是他或她自己。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一直漫步于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令许多人从骨子里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也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我从没担心北大毕业生没有理想，或不够远大；却总是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的时候，也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每个雄心勃勃者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涌现出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就不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眼光中，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不那么成功。但是，成功不必定同幸福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就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也许当年就是他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了北大，一个本来会也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不再可能的人。当年他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只是配角，而且永远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当年留校做行政是不是因为他的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在这个平凡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学生时代选择和追求的生活理想——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自然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研的或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晚会上，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
但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他没有成为一位被纪念的人，甚至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但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学生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不容易，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