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曾说过，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的确，在波澜壮阔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站在这一精神运动的前列，导引着运动的前进方向，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在亚洲诸国中，伏尔泰对中国最为关注。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他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中国视为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性规定乃是一种伦理型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
他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词，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几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的格言。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
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讲什么奥义”。
他盛赞孔子是“真正的圣人”，并二十余年如一日地在家中悬挂孔子像。在《论孔子》一文中，伏尔泰说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还号召所有人把它作为“座右铭”。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做诗赞美云：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在一大批法国思想家的推动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于1789年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这样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法国宪法集》）
《论语集解》 光绪九年遵义黎氏刊古逸丛书本
伏尔泰评价孔子：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做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中国”条）
东方人闪烁出智慧之光，他们用言语来描绘，虽然比喻形象往往大而无当而且互不连贯，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卓越之处，而孔子就是集大成者！（注：伏尔泰《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8页）
中国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9页）
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儒家典籍《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9页）
孔子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
孔子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
孔子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注：引自[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03—704页）
1791年，伏尔泰葬入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墓碑上写道：“伏尔泰——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 我们应当记住，其实伏尔泰还有几个耀眼的头衔：“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欧洲的良心”“欧洲的孔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是伏尔泰自己加给自己的：“孔门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