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学记》载有一段儒家答问法的要领：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
儒家弟子奉此教条，答问以谨慎、保守为诫。
公孟子对墨子说：
“君子应当拱着手侍立，等待国君发问。问他时，他就说不问他时，他就保持缄默。君子好像钟一样，敲他时，他便响；不敲他时，他便不响。”
墨子回答他说：
“关于这个，说法共有三种，你现在不过知道其中之一罢了，而且你对于这一种意思也不曾弄清楚。
倘若在暴虐无道的国家，直接规谏君主，会使你蒙不逊之名。如果通过他身边的人去规谏他，又会说你在议论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君子迟疑着不敢率先发言，所以保持缄默。你说不击则不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如此。
如果主上治理国政，在应付国家的危难，而举措影响大局，形势紧急，好比机关陷阱一样，马上就要发动。这时，君子必定要进谏。如君主知道他的谏言会带来利益，一定会接受。所以，君子在这种场合，要不击亦鸣。
又有一种情形，倘若君主违背仁义，发动战争，虽然拟定了很巧妙的方略，实行军事计划；但是，这个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要侵略无辜的国家，扩张自己的领土，掠夺他国的财物。如发动这样的战争，一定会为天下所耻笑。不义的战争，对于攻人的一边以及被攻的一边，都不会带来利益。君子在这种场合，也要不击亦鸣。
你刚才将君子比作钟，说击则鸣，不击则不鸣，是君子应有的态度。但是，你自己怎么样呢？我没有问你，你却自己来和我说话，岂不是不击而鸣吗？所以照你的理论来说，你不是君子。”（《公孟》）
这一节，墨子又是批评公孟子对于儒家教条没有彻底了解，一般儒者以“不击则不鸣，击则鸣”的态度作为君子的美德，而墨子则强调应随情况而异，并非一成不变。这也是儒、墨两家处世态度相异之处。
在《非儒》，墨者对于这个有更严厉的批评：
儒者说：
“君子像钟一样。敲他，他就发出声音来；若不去敲他，他是不响的。”
墨者驳道：
“大凡仁义之人，事奉主上，必定尽忠；事奉父母，必定尽孝。君主有善行，就加以表扬；君主有过错，就极力谏诤，这才是为人臣之道。
现在，若敲他，他才发出声音；不敲他，他便没有声音，隐藏自己的机智，储蓄自己的力量，冷静地等问到时才对答。虽是对于国君与父母有极大利益的事，若不问他，他终不讲出来。
倘若有大乱将要发作，有盗贼将要叛乱，事情紧急，好像机关之将发动一样，而我独知其秘，却因国君与父母不曾问我，终不说出，这岂非大乱之贼吗？
以这样的态度处世，为人臣就不忠，为人子就不孝，事奉兄长就不恭顺，交接朋友就不诚实。有些人对一切事情都以消极为美德，不肯积极发言；但一旦看到事情对于自己有利，就争先恐后地争取。
如果君主所问对他无甚利益，他就拱着双手，朝下望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他喉咙那样，咽着声音回答说：‘这个我没有学过。’即使非常需要他出力，而他却走得远远的。
大凡修道治学，行仁施义的人，大则可以治人，小亦可以任事，远者博施以济众，近者修身以立德。
不合于义的则不处，不合于理的则不行，一切举措，无非在替天下求福利，遇着不利于天下的事，就停止去做。这才是君子之道。”
“不击则不鸣”的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与墨子“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的积极态度是相悖的，墨子是“击亦鸣”、“不击亦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