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 教授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出一番争论。
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质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
“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