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的流行文化里，“过年回家”是充满喜庆的。
20世纪80年代有朱明瑛在1984年春晚上唱红的《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个胖娃娃。”90年代后期起最火的是陈红唱的《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文本中，回家充满辛苦，家中不乏唠叨，但它们始终是甜蜜的负担。
而如今的春节，“吐槽亲戚”几乎成为年年必备的流行文化。
在2017年春节前夕，先是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刷爆朋友圈。这首歌涉及父母逼婚、亲戚“围堵”、攀比与唠叨等内容，引发年轻人的广泛共鸣。紧接着，以吐槽成名的网红papi酱也发布了小视频“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继2016年春节前夕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讨人厌的亲戚过春节”之后，这是她第二次在春节前夕推出吐槽奇葩亲戚的小视频。
种种“防亲戚”指南，一出必成爆款。与“亲戚”联系着的，是那个被视为充满人伦之美的“乡土中国”，但当代年轻人似乎更愿意成为“都市”中的原子化个体。从这些文化新现象可以看出，某种或可被命名为“乡怨”的情绪正在春节从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身上蔓延。
平心而论，家乡亲戚的无尽追问确实是令人厌倦的。工资多少、职务高低、结婚与否、房子大小……这些功利性的问题和露骨的攀比破坏了关于“家”的温馨想象：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不分彼此的互相扶持、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
但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家乡亲戚”的世界，生活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每天同样在进行着类似的自我拷问。只需随便逛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论坛，就会发现每日热门话题中也充斥着类似的问题：从要不要出国，到去工资高、没户口的私企还是工资低、有户口的国企，从要不要和家境好但是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到如何通过房产证上名字的增减维护个人利益……
为什么这些问题一从“家乡亲戚”口中说出，就显得如此势利、短浅、面目可憎？
“乡怨”的普遍流行，并不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的故事。《春节自救指南》中代表着负面形象的“隔壁老王”是一名有13辆路虎、刚进行过A轮融资的成功人士，papi酱也从未将穷亲戚列为自己讨厌的人群。
被强烈吐槽的亲戚大都事业小成、家境殷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乘着东风兴起的所谓“小城新富”“小城中产”。他们凭借在家乡累积的金钱和人脉基础，再加上作为长辈的权威身份，足以在从大都市返乡的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被教训的年轻人经济实力尚薄弱，又作为晚辈，无法理直气壮地当面反击，只好将自己的情绪在种种吐槽视频、吐槽文章中发泄出来。
年轻人掌握的网络技术，以及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接受的“现代”价值观，是他们反击父辈的武器。因此，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发布短视频就成了年轻人发泄“乡怨”的主要方式，这是父辈力所莫及而年轻人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这些吐槽作品的立场，也是绝对“现代”、绝对符合当下政治正确的：性别平等、自由恋爱、尊重个人空间。与此相对应，家乡则被呈现为过分“传统”的：性别偏见、“逼婚”、肆无忌惮打听隐私的“熟人社会”。
在papi酱的“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中，听“喊麦”和唱《好汉歌》成为“讨厌亲戚”的身份符号。在都市流行文化的阶梯上，这是某种“低级”趣味的象征。家乡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观看视频、进行吐槽狂欢之后，在经济实力上落败的年轻人终于在精神上、在文化品位上彻底战胜了“庸俗”的“小城中产”。
小城镇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和活力所在，在费孝通等人的设想中，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发民间活力，促进城乡一体化，避免以往城市化道路中对于农村的抽空。理想中的小城镇既具有与大城市类似的生活设施和福利保障，又保留了乡土社会较为悠闲的生活节奏和温馨的人际关系，是最宜居的地方。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故事模式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六亲不认，那么，在当前流行的亲戚大吐槽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进入都市的年轻人在强势的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这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路遥的《人生》中的故事：回到故乡的高加林虽能从德顺老汉那里得到某种感人肺腑的道德教诲，但除了耕种贫瘠的土地之外别无选择。而《春节自救指南》中的二叔满可以对回乡年轻人拍拍胸脯：“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到我单位工作要不要？”“小城中产”拥有这样的底气，正是中国小城近年来发展状况良好的一个缩影。这群人本可以成为那些进入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后方支援，却以“烦人亲戚”这样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中。
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德顺老汉
“小城中产”恰好是“德顺老汉”的反面：他们可以为下一代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却再也无法带来任何精神上的滋养。联想到近年来支撑着节节攀升的北、上、广房价的购房模式是普遍流行的“4+2”（一对夫妻加上双方在小城的父母一起供房），甚至是“六个钱包”（指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会看到小城市、小城镇之于北、上、广的彻底落败——前者不仅在经济资本上为后者输血，在文化等级上也是远远不及后者的。
这些关于“过年回家”的集体吐槽，是“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与父辈之间的斗争。
一方面，这是两代人之间家庭观念的差异。
在传统的大家族观念中，姑姨叔舅过问年青一代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是理所应当的。而年青一代持有的家庭观念是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七大姑八大姨”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无关人等。那些只有在过年才回家的年轻人无法与这些长时期见不着面的亲戚产生同处一个“家”的认同，也就找不到与他们团聚的意义，更无法把他们的嘘寒问暖和打听近况视为真正的“关心”。这本是两代人之间虽无奈但属自然的“代沟”。
另一方面，这也是年轻人用已经习惯的都市生活方式对故乡的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否定。
在新一代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理想生活样板：进新兴企业工作而非考公务员，喝外国牛奶、吃进口维生素片而非家乡的传统饮食，做“丁克”而非生“二胎”，年底出国旅游而非回家过年……这本是并无高下之分的两种选择，却被贴上“现代”与“传统”、“世界化”与“地方性”的标签，进而转化为一种“先进”与“落后”的价值等级。
对年青一代而言，“过年回家”就是从无限与世界接轨的大都市回到落后于现代世界的地方小城。亲戚的不断追问自然有讨厌之处，却也提供了大都市生活方式之外的另一种对照视角，或许其中不无道理。然而，在年轻人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现代”价值体系之后，他们回家时遭遇的所有不适就再也无法导向自我反省，而是被轻易地归纳进“先进”与“落后”的理解框架。
当两代人的“代沟”被转化为价值上的高下，代与代之间的理解就变得更为不可能。说到底，这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大地”失去了现代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重视出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京城或在他处做官，也始终保有地方的文化传统。而如今进入大都市的年轻人，无论来自何方，几乎都接受着同一种以现代化和都市化为导向的文化教育。一旦谈及传统、家族，就有被视为小地方习气脱落未尽的危险。我们无法再指望从小城走向大都市的人们能为自己出身的社群代言，“小城”也就无法在流行文化中获得正面的形象。
这样看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于“七大姑八大姨”的吐槽和学院知识分子的返乡笔记，其实是同一种文化心理的衍生品。前者是抱怨小城比大都市闭塞保守的“乡怨”，后者是感叹农村美好人伦关系被金钱社会玷污的“乡愁”。它们都无法在当下中国找到除“城市”之外的另一种正面生活价值的存在。
充满“乡怨”的知识青年凭借着在大都市学来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反击父辈，但他们自己尚未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否则就不会在亲戚的提问前无地自容。他们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这群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活跃于新兴媒体，操纵着当下的文化话语。他们大多怀抱着上升的梦想，却陷落于消费社会创造出的过多欲望，臣服于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支配下水涨船高的中国房市。
借用汪晖的话说：“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同为都市知识青年的文化产品，“乡怨”和“乡愁”构成了同一种社会进程的一体二面。“乡怨”折射出他们的不满，而“乡愁”则映照出对新价值寻而不得的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