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黄永玉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黄永玉
- 我的念书过程：留了五次级
我是小学毕业，在我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非常野蛮的山里面长大的。在那里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当然在我的前辈里面有非常杰出的人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熊希龄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的街坊，这位先生后来就当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内阁总理。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
我们那里的小学校基本上是读古书为主，不是私塾，是新学校里面古书读得比较多的一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省长叫何健，这个何健就提倡读经、读古文。所以小时候我们就受这种教育受得比较多，同时也受到蔡元培式的那种教育。
在那样的环境里新的老师教新的东西，旧学的老师就教我们旧学。那个时候有的人说学旧学不好，四五岁、五六岁孩子让他学古文，背得出来一点都不理解。到了现在我才感觉到，不理解不要紧，利用小时候记忆力很强的时候把这个书记住了，我们到了二十岁，到了三十岁，再来反刍吧，慢慢地回味，得益匪浅。所以有一个老先生，就是日本索尼厂的老板对我说过这个话，他说他现在写的几部书就谈儿童教育。他是主张三岁让孩子学微积分，他说完全可以。他说我们人用不着慢慢地等到十几、二十岁再来学这些高深学问。我就回顾了我自己那些过去的学习过程，我也感觉到小时候读点古文、学点诗词做法，那么到了二十岁、三十岁再来消化还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你没有机会背这些古书了。
（后来）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一个集美学校去念书。厦门集美学校那个学校30年代恐怕在全国来讲，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了。那个时候生活也比较苦，比较艰难，那个亲戚也帮不了很大的忙。仅仅是说不要学费呀，给点饭费，那个叔叔津贴我的饭费，没有钱买肥皂，买袜子也没有钱。所以一领到教科书以后我马上就卖掉了，把书卖掉了。上课就没书了，然后就到图书馆去。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我也看不懂。那么挑懂的看，慢慢、慢慢地也看懂了。
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呢，恰好是我的婶婶，我的远房的一个婶婶。那个婶婶很凶，看了我进去，尽借些不三不四的怪书，她简直太奇怪了，看我念书也念得不好，英文呀等于零，理化等于零，老是零分，老是零分。所以有时候就不借给我，意思是书没有读好，你看这么多书干什么？
在那个时候就在那里奋斗吧！经常去看书，有时图书馆关了门了，我就关在里面了，走不了，中午饭也吃不了啦。下午再开门我再出去，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所以在前两年我回到福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有的当研究院的院长，有的当大大夫，有的当将军，有的当这个那个，很多。到了厦门，他们有二百多人请我吃饭，有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人家都奇怪，你怎么这么多同学、这么多同班呢？人家同班有几十个才二十个，你怎么有二百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了。”
12岁时远离凤凰来到集美学校的黄永玉
一些女同学现在都是大大夫，大医院的院长什么的，很老实的。“哎呀！你还说得出来，这么难为情的事情不要说出来了。”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留级算什么。”基本上是在图书馆。读了不到两年又打架，把人家打坏了，打坏了嘛，我不能开除的，因为我是在战区。日本人把交通弄断了，我不能回去，而且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所以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说：“不要留了，我走了吧！”我就走了，后来到了个做瓷器很有名的师范学校，那个地方叫德化。读了两个月的师范学校，那是不要钱的，人家打架我帮忙。我知道坏了，所以我就躲到瓷器工厂，到瓷器工厂做小工。做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小工，在那里嘛，慢慢地变成一个名人了，因为我会画画，画老虎什么的啦。那个老板也很当回事，把那个盘子都装在橱窗里面让人家看。在那个地方俨然成家了，我还怀疑他可能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离开后到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要走很远的路到海边，在泉州。战地服务团没有要人家参加的，这个消息传错了，然后勉强又等一段时间，后来知道我还会画点画，会做点事情，也就不用考试就让我进去了。到了那里生活很好了，因为剧本上可以教育我们，在文学上可以培养我们。都是些大师们的剧本，曹禺、老舍这些人的剧本。
后来我们剧团要解散。在我们剧团到处演出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家人，这家人姓陈，陈先生是瞿秋白的学生，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呢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我在剧团的时候常常到他家里借书，他有很多很多书，从重庆、桂林、上海当年带回来的很多好书，到了剧团解散以后，这个陈先生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可爱的。“你不要到别处去吧！大伙都走了，你就住在我们家，我给你零用钱，你就看书，在我们家吃饭。”他自费办了一个剧团。他写剧本，写本地戏，叫莆仙戏，写现代戏。他养了个剧团，让那些演员们演他的戏。
“你呢，在这里帮我画画海报就可以了。”在他那里看书吃饭，一起玩。后来我到另外的地方教中学去了，到处教中学，到处投稿，反正就是这样。过年了就回到他家里，除夕一定赶到他家里，他家里有红的梅花开得很好的。要是哪一年没有回去的话，他就写信说：“花都开了，饭都等着你，以为晩上那顿饭一定赶得来，你看没有赶回来，你看花都开了。”我这一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不但是他对我好，而且培养了我的感情，拿这么大方的感情对待我，这一点对我一生来讲作用是很大的。也可以这么说，从十几岁到现在我都是在感情的灌溉底下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的，或者是到了今天的老年，都是在朋友的感情浸润之下生活下来的。
以后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剧团、在报馆、在教学这样一些单位工作。自已培养自己，一直到我从香港回到北京，那是1953年。1953年开始向中央美术学院拿工资拿到现在。我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 我的学画过程：曾对弘一法师说“你的字写得不太好”
那么画是怎么画起来的呢？画先是刻木刻。曾经在泉州流浪的时候碰到过弘一法师，那时候我才十六岁，那以后的人就说我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教育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中间不到二十几天，见了他然后到他逝世。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世界上有个弘一法师，也不知道弘一法师。但是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写给丰子恺的信，有给丰子恺写的字什么的，夏丏尊呢，还有很多老先生。
我说：“你还认得他？”
他说：“那丰子恺是我的学生嘛。”
“你吹牛！”我说，“丰子恺是很伟大的，丰子恺怎么会是你的学生呢？”
我说：“你还会写字？”
“是呀！你看写得怎么样？”
“写得不太好。”
“为什么不好？”
“没有力量。”
过了几天，看他给这么多人写字，就说：“给我写一张吧！”
“你不是说写得不太好吗？”
我说：“现在看看有点好了。”
弘一法师《心经》
十六岁，那时才十六虚岁。后来他逝世了，逝世的时候我去看了他。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但是中间有很多的老先生对我很是有影响。基本上美术界的少，文学界的多。当时在上海二十岁，有位先生叫许天虹，不晓得各位知道不知道，翻译《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的。许天虹、唐弢、臧克家、楼适夷这些老先生，好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我很放肆嘛，二十几岁刚刚出头，生活这么困难。我刻了一张木刻，后来刻了两张，后来刻了三张拿去给他们，他们先给稿费然后给我推销，送给杂志、报纸去推销。先垫钱，知道这个孩子生活很苦的。后来碰到夏衍先生、徐悲鸿先生。我到美术学院的时候，徐悲鸿先看我的画，然后再见我的面，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哎呀！你怎么这么小！”那时候不到三十岁，二十八岁吧！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些老先生给予这种照顾关心，自己也有信心。大概有一个特点就是只会刻刻画画写点东西，刻刻木刻，什么事都没干过，而且穷得挺硬朗。
那么以后在美术学院工作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直到现在了。五十三年，1953年到现在。那么在座的有几位我的老学生呢，到西安也碰到一大堆老学生，真是显得老了，头发都白了，脸上皱纹比我还多，这么老了，当年呢，也是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书教的时间很短，间隙过程中间有一点高兴，有一点痛快，大部分时间很痛苦的。先生同学生之间隔了一层很厚的墙。
有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出来的时候就在什么宾馆吧，挺远的，什么宾馆不知道。侯宝林没有车他就搭我的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个车子回去，十几年前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最近还上课吗？”我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侯宝林一声不响，等到多少秒钟吧，车子不停地开吧，他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这就是生活，是吧！不要泄气，人嘛，总是这样的。但是毕竟我们等到今天的日子了，不容易。
- 谈谈艺术的问题：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有人问毕加索说：“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你懂吗？”
这个说明什么呢？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说我就是打野食吧！见到什么捡到什么就吃的那种人，不是像经过严格训练、很好的老师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也不大容易害病，吃什么都不会害病，也不会胃痛。因为没有教育嘛，所以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说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是这样。
黄永玉，《猫头鹰》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呢，讲这个东西，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了这话，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比如说原来有个好的东西，只所谓创新就是不要过去那个东西，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创新。那就包括摧毁那个旧东西了。我们那个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画国画、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相当好了，它不是普通的好了。但是到了前言呢，在美术馆前言上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过了几天这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
“你们这帮乡下人嘛，你画画得好可以画得更好，再画得更好嘛！你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又同你不认识，那个东西你摧毁它干什么，你又摧不毁。你画你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还要摧毁别人的任务，你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自已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了。”
开玩笑，他们也笑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一辈子写小说的人写得好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的嘛，一辈子从事小说创作写得好有什么奇怪的，写不好就奇怪了。你一辈子写小说，写得不好就太奇怪了！”
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画家找我谈这个问题，想弄名、弄钱弄这些东西，北京、中国也是这样：想出名，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拼命地弄钱。我说你拼命弄钱的时候，拼命往上爬的时候，就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也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嘛，怎么能画好呢？还有你想弄钱了，为了钱画画你钱也弄不多，你认真去画画，不想这些事情。你这么长年累月下去，钱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真是这样。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不见效的这句话，你长期考虑考虑你就知道这是真话了。
黄永玉，《大吉图》
画画嘛，总有一个问题嘛，一个是自己快乐，画得得意，自己快乐，周围的朋友高兴。太高兴了，还有点钱。为了钱而钱，挣不到钱，那个因为你画得不好嘛，所以这个事情同别的事情一样。有的人说我今天不画这种写实的明天画抽象画了。抽象画画得这么容易，说画就画的？哪里这么简单呢？也要学，也得从头学起，必须从头学起，应非常严格、非常认真地学习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想到这个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了？我以前就讲过个例子，我说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我们某一个人从国外通过一种渠道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有啥意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说：“唉！你学它的，再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好讲的了。”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的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干的事情的。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这个蒸汽动力各个方面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公路的弧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画信服了，相信了，真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生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信服了，就不像开始的时候嘛！但是长期的闭塞、关在鸽子笼里头的生活，他们要求解放，他们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出现幻想，出现一些东西。不能满足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一下子、一下子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的出现，都是因为前面的原因才有了眼前的结果。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所以创新呢，某个时代的人有提供一点点表现上的功能就了不得了，很了不得。还有，一个人呢，永远只是代表一个人，没有“老子天下第一”的了，不可能的。尤其是硬求别人自己上来更不可能了。我也说过，艺术活动同别的一样，像踢足球一样，我们一辈子画几张好画，一辈子踢进几个好球、漂亮球。在什么地方进了几个球，像贝利一样进了一千个球根本是不容易了。踢球好了不要踢人，你朝着人家腿去踢，那就伤了人了。一个人进球别人就受伤也是犯规的。艺术活动往往像文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大家合起来使这个时代灿烂，而不是一个人灿烂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独钓寒江雪”，那个时代过去了，一本小说，几首诗，几本书大家不停地学，不停地学，倒过来都会背了，有什么用呢，整个时代的灿烂，汉唐这么一个灿烂。
黄永玉
艺术呢，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看法了，就是主题这个东西。那个历史画，或者有一定的情节的画，那么你没有主题不去认真研究它，你怎么画出来？当然需要对主题进行研究，对人物的刻画，认真去分析、去收集材料。我讲一般的画，讲我自己画画。包括看书，包括接触文化，我都是从感觉出发，我不是从主题出发。
在画画里面我就讲首先是那个感觉。我有次在美术学院听报告，天气很热，里头坐满了人，我就在门口坐在那个台阶旁边的一个石凳子上。里面讲什么我也不注意听，反正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回家就是了。我眼睛看着那个门，那个门是用绿漆漆的，绿漆漆的那个斑斑驳驳的颜色，已经不是绿了，绿灰，里面还有很多层次。我起来就回家了。回家我画了一张荷花，拿感觉画了一张荷花。谁是主题你说，荷花是主题吗？是那点感觉是主题，我借那个荷花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黄永玉，《荷花》
现在为什么在社会上常常感觉到画的画一样呢？你用什么方式来画，细的也好，粗的也好，什么也好，属于现代派也好，或者古典派也好，怎么一个样？就是给那个题目卡住了。比如我现在画这个花，花是主题，这个可把我们害了。大家都用学校课堂作业的方法把它画出来，个个一样。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今天处理的时候仅仅看它形体是它的主题，明天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花我们画它的质感，另外一个主题是画它的调子，用这种方式或者画它的纵深关系，画它的动感、画它的虚实，拿这个做主题，就千变万化。或者说我只用一种颜色黑白颜色画各种色彩。
我对摄影家讲过，你把彩色片拍得有单色效果，黑白片拍成彩色片效果。我说你不要让那个主题限制了你。画风景也是这样，一坐下来对着风景开始画，忙这个那个，然后笔法、色彩就上去了，一下子全出来了。你想一想嘛，我准备怎么处理它，我这一仗怎么打法。纵深关系是运动还是对比，还是怎么怎么样。哪怕是下着雨，那个街上雨水、潮湿是主题，不是那个街是主题。那么你原来的本领就能使出来了。永远不能停在课堂作业上，至于主题画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嘛。历史画，你除了把这个事情原始材料表达出来外，你可以赋予它艺术上的处理嘛。这样你的作品就灿烂了，就多种多样了。尤其是你能表现你的修养，你有多少修养你都能够使出来。
像傅抱石的画就把抽象同具体协调得非常合适。傅抱石画一张画，先画大山水，恐怕现在没有的，我是在解放前看见的。一丈多高的大中堂，呼噜哗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是。它里头夹了这么小的一棵大树，夹在某一个地方。把泉水稍微引一引，大树底下有一个更小的房子，还有特别小的两个人，再回头看看乱七八糟的是山水是雾什么什么的。把抽象和具体协调得合适，层次关系协调好，这是傅抱石的功劳。就这么一点功劳就推进他了，有了这么一点功劳，这是我认为的。很微妙的关系，他在宣纸上把它表达出来，过去没这样的。
我在米兰一个美术学院看到一张达•芬奇的画，就这么一张头像，我有机会这么近地去看他，我可真佩服他了。他把那个女孩子的皮肤的透明感，扎一针就流血的那种感觉画出来了。眼圈下睫毛从上眼帘到眼珠，眼薄膜上再下来到下眼帘有个影子，你仔细看看，感觉那个影子一般看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那个影子都出来了。周围这么大一张东西，你能画得这么精确这么妙。除了你画细以外，更多有更深的悟性，去理解它，体会到它你才能画得出来。体会到了还不算，还有这个手艺画出来。所以，这个画家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得到自信，都可以得到勇气。
- 讲讲读书：我读书是故意不认真的
讲读书是讲画家的读书，这个画家的读书是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画家的读书。我就是一个代表了，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爱看一些杂书的人。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用功，画画倒不是很用功了，画画嘛，顶多说勤劳就是了，使尽力气就是了。真的用功是读书。不是用功，是有兴趣，有极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看书。大概我这人没有堕落的话可能因为读书，因为那个旧社会是这么复杂，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几十斤书放在包包里逃，日本人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马上就要追到了，一本本地也不敢看，把那个书往后扔，一本一本地扔，还是背着书跑。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看。
黄永玉，《读书破万卷》
但是看书呢，如果不是念书的人，读书有一个特点，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太深的研究，就像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不要太求甚解，太求甚解，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并不是研究一种东西。看书是一种快乐，然后才是知识，才是本钱。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很多书，看得很快。看完就算了，记住书里面有哪些很精彩的感觉在里头，记住它。书当然不借给人家，借给人家就找不到了。把它放到那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了，把那个书从那个地方找出来就是了。
画画人的知识不是专门知识，他要面铺得很广的知识。有的事情你需要认真地去学习一下，比如说植物学、动物学。有的牵扯到规律问题，岩石学、地质学你要研究一下，因为画石头、画动物、画花呀，要认真学。有的东西你看过就算了。历史什么的看看就是了，历史年代、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有趣的人物、几个大战争、大政治变化记住。其他专门记那些有趣的事情、生动的事情，把面尽量铺广。然后就养成习惯了，发生兴趣了。那就不得开交了，研究之后从那里头得到很多快乐，画画有时候就能用上它。比如说在处理人物上、画面上那个情致、格调，你就可以多方面的就不至于那么单一了，这个明显看出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了，是书教出来的。这个尤其对我们没有机会进正式学校的朋友来讲的，我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了。其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我们如果能够有幸碰到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同他谈一次话就感到非常地快乐。书本本都是聪明的，读一本就碰到一个聪明的，读一万本碰到一万个聪明人，你说你多合算。
有时候我说，旧诗我会作的，平仄、押韵我都会。就是读的书太少，有系统地读的书太少，用不上，作诗也没有什么典，没有意思了，用同样的典也没有意思了。每次兴趣一来，旧诗作完了还挺费心的。作完了一看看不好，还不如作白话诗好呢，所以白话诗写一点东西，杂文呢，这个比较好。看别人的旧诗也是一样的。口味也很刁的，自己作起来就不很容易，也感觉到旧诗要作得好也不容易。我看看包括那些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们，哎呀！缺乏人味都是书，看起来挺难懂的，光见学问不见人性。
黄永玉
所以，我自己读书我是故意不认真的，读得快乐就行了，不一定记住很多很多的事。有可能人家说大脑贮藏有限，容量有限了。我很善于摆脱的。从生理学上讲，大脑皮层有一种抑制功能，产生抵消规律。什么可以得到，比如我们学习过，我们天天学的理论，其实早都知道了，在小组会上大家都互相监督，不能不学。那个地方同样的个问题，事情也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学但也不急躁，那就是有一种抵消的规律。看的东西看得太多，同样的东西重复得太多了，它自己会给你抵消掉，它有选择性的，但可以不必去理它了。好像装着在认真地学，学着在抵消，这种例子你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见的。啰嗦的人同你讲话老是不停地讲也不放你走，听吧，脑子就等于没有听，一样的。所以创作一种在画上看的见解，一种别人没有说过最好是这样的见解，没有说过的见解。不是画法上有什么创新，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有的在画法上有创新，搞那些东西，兜了一大圈，结果还得回来，还得老老实实地去画画。大概在见解或者什么地方有种发现，人家看见就高兴了，感觉到能够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