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与梵·高、塞尚并称后印象主义三杰，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将他们称作“现代艺术中三次运动的理想典范”：塞尚导向立体主义，梵·高导向表现主义，高更导向原始主义。
1883 年，35 岁的证券经纪人高更决然辞去了收入颇丰的工作，要做一个前途未卜的全职画家，此前他已过了十几年稳定舒适的中产生活。
这样戏剧性的决定让亲朋好友都倍感震惊，毕沙罗就对儿子说：高更太天真了。
高更付出的代价是抛家弃子。妻子梅特原以为这不过是丈夫一种高雅无害的爱好，他在1871 年就与绘画结缘，后来越来越投入，几乎将全部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画架前，但如今竟要以此为业，全家的生活开销如何负担？
夫妻间爆发了战争。收入锐减后全家几临断炊，1884 年，只好投奔梅特在哥本哈根的娘家。
次年高更受不了梅特家族的冷嘲热讽，出走巴黎。
冬天里的陋室没有炉火取暖，作品毫无销路，高更最后不得不去巴黎火车站画广告画，以此获得零星的报酬，勉强活下去。
高更个性强烈，在他身上，粗鲁与高雅并存，执着追求艺术的背后也有“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朋友舒芬内克曾向赤贫的他伸出援手，但高更多次无情嘲讽舒芬内克平庸的才能和他想要绘画的意愿。
1886 年高更与梵·高相识，1888 年渴望知音的梵·高邀请他到阿尔勒共同创作，当年高更的首次个展就是梵·高的弟弟提奥帮忙组织的。后来在给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他喜欢我的画，但同时又总是喜欢挑剔毛病。在我们之间，他是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而我内心也是翻腾的沸水……”
高更的刺激加剧了梵·高癫狂的症状，这段著名友谊的结果是：梵·高起意向高更举起剃刀，未果，当晚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后被送进精神病院。
1891年6月8日，结束了63天长途航程的高更来到了塔希提岛（大溪地），认为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起意奔赴这座南太平洋小岛，是因为他偶然读到了一篇有关塔希提的报道，作者将它描述成一座不知金钱是何物的世外桃源，风光怡人，物产丰富，人人无忧无虑。塔希提之于他，是最后一线希望。
此时的高更早已潦倒至极，画卖不掉，多年来饱尝贫穷、饥饿的屈辱滋味，去塔希提有经济的考量。在艺术上，塔希提更符合他远离文明、寻找本真的美学向往。
高更说过：“我是野蛮人，也是小孩。野蛮人比文明人更优秀。我的画虽然不蓄意使人震惊、让人张皇失措，但是人人看了之后，都为之张皇失措。这都是我的血液里的野蛮人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外祖母出生在秘鲁，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权主义先驱与社会活动家，高更一直以她为骄傲，深信自己血管里流着印加人的血液。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他为什么一直对文明之外的世界那么着迷。17岁的高更就曾放弃学业，不顾家人阻拦当了一名海员，过了 6 年周游世界的海上生活。
1887 年他和画家拉瓦尔结伴去巴拿马，寻找“没被文明污染”的地方，失意后辗转大西洋法属的马提尼克岛，于是热带成为他迷恋的一个主题，尽管两人因水土不服险些命丧他乡。
塔希提，是高更寄托这种艺术理想的升级版。土著的简单生活让他满足，白天他会和村民去捕鱼、砍木、采果子，夜里常有土著女人来陪他共眠，当地风俗十分随性，高更后来还有了一个妻子泰瑚拉，一位 14 岁的原住民少女。
强烈的阳光，浓密的森林，女人们头戴花环，蜜色的皮肤，芒果、木瓜、马缨丹，每一种颜色都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而时间的流逝慢得仿佛静止了。这一切都在高更的画布上再现。
高更的塔希提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描绘当地妇女闲适纯朴的生活，极富异域风情。高更非常喜欢她们那种粗野却健康的美，初次逗留期间，他共创作了 77 幅作品，其中 66 幅是女人肖像。
另一种则充满神秘主义的情绪与意象，这些标示着基督降生、天使、亚当与夏娃的作品，主人公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土著，不觉违和。天地初开，文明伊始，这些人物就好像已经存在，有说不出的神圣庄严。
高更常常使用大面积的强烈色彩，对此他有直觉般的理解：“色彩虽然比线条变化少，但是更有说服力。”他的用色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画家。
高更与梵·高一样，认为主观的色彩是创作的重要元素，但不同于梵·高的厚重笔触，高更在技法上多用平涂，注重和谐，不强调对比，更接近壁画的风格。
高更的艺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步入创作的巅峰时期，但他在塔希提也快待不下去了。来之前举办画展卖画筹到的款，已迅速散尽，而他自信满满寄回法国的画反响寂寥；他接受了土著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接受他们的食物。
高更酷爱抽烟，来自法国的烟丝、苦艾酒同样所耗不菲，心脏也因水土不服出现问题。1893 年 8 月，弹尽粮绝的高更只得返回法国，到达马赛时口袋中只剩下 4 法郎。
回到法国的高更为从塔希提带回的 38 幅作品举行了画展，但评论界与绘画界均不能接受他夸张的色彩与造型，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人甚至认为这些画糟透了，太粗野，太原始，而这恰恰是高更所追求的，他对自己成为巴黎艺术界孤独而高傲的“野蛮人”倍感自豪。
高更很快又落入经济窘境，这时他的一位叔父病逝，一笔遗产突然从天而降。他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租了一间画室，装饰成塔希提的原始风格，此外还养了一只猴子和一位模特，后者也是他的情人，来自爪哇的混血女子安娜。
他经常穿着奇装异服，与肩膀上站着一只长尾鹦鹉的安娜并肩散步，以怪异的方式来对抗文明社会。
1894 年，高更又厌倦了巴黎，带着安娜共赴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半岛地区）。安娜性情招摇，轻视当地人，不愿和他们来往。不久，将画室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空然后消失了。
遗产花费所剩无几，艺术又难得知音，倍受打击的高更对欧洲彻底恋无可恋，他觉得塔希提在召唤他。
1895 年，高更启程重返塔希提。泰瑚拉已嫁作他人妇，塔希提也昨是今非，首府帕皮提装上了电灯，留声机笙歌不绝，文明的入侵看来无法抵挡。
高更很快又有了一位当地的新妻子。47 岁的高更身体在走下坡路，滥交让他患上了梅毒，受气候影响，腿伤再次发作，双腿长满湿疹，视力也开始下降。走前他将一批画委托给法国的朋友售卖，定期给他寄钱，但没有下文。
读他这一时期写给朋友的信件，充溢着明知抗争无用却别无选择的斗士呜号。1897 年，高更得知了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他最心爱的女儿阿丽娜死于肺炎，这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高更遭遇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怀疑一切事物，疲惫、枯竭、心力交瘁，在完成了一生中总结性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后决意赴死。
高更服下了砒霜，因剂量太大引起呕吐，自杀未遂。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画在近四米长的粗麻布上，是高更创作生涯中画得最大的一幅画，他称这幅作品甚至“可与《福音书》相比”，“我再也画不出更好的、有同样价值的画来了……这里有多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这里我的眼睛看得多么真切而且未经校正，它们看见的就是生活本身……”婴儿、孩童、女人、老妇，采摘果实的青年，神秘的偶像，原始洪荒的背景，这幅画布满各种寓意的象征，震撼地示意了人类的命运生死，如同一首生命哲思的梦幻交响曲，将文学性和绘画性毫无间隙地交融于一体。
置之死地而后生，高更不再沉沦，为了谋生，他甚至老老实实进入土木事业局，当了一名绘图员。在朋友帮忙卖出一些画后，高更第二年便辞了职，重新拿起画笔，这始终是他全部生趣所在。后期的《白马》《祭典的准备》《两位塔希提女子》等画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成熟，有深邃的寂静，也有丰盈的优雅。高更曾专门研究过高棉的雕塑、日本的浮世绘、古埃及的壁画，在造型中借鉴融会，他的多才多艺还体现在木刻、雕塑、版画与陶艺制作上，用丰富的形式表现塔希提风情。
生性自由的高更，厌恶殖民统治，经常帮土著民说话，不惜与统治者发生冲突。他曾为了一批被赶出家园的百姓，在报纸上发表抨击当局的文章，犀利尖刻，颇有做记者的父亲当年的雄风。1899 年，他干脆自己办了一份《微笑报》，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当局丑闻、批判殖民政策，受到当地民众拥护。投稿的人少，他有时一人使用 9 个不同的笔名，填满整个版面。报纸一直撑到第二年，因负债而停刊。
重返塔希提的 6 年中，因为殖民开发，铁路修进了内陆，传教士的力量日益壮大，岛上食物的价格迅速飙升，高更开始对塔希提也感到失望，觉得它已经变得“太文明”。1901 年，53 岁的高更迁往马贵斯群岛，听说那里“破坏”尚不严重，生活水平也比较低。他最后到达其中一个小岛希瓦瓦岛，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的生活放浪故我，看不惯其作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跟他关系恶劣，高更为了激怒他们，故意在自己的小屋周围放置木雕的裸女雕塑，门楣上钉着“欢乐之家”的大字。他依然是维权斗士，当地的海关受贿腐败，高更马上写信向当局投诉，结果收到的是一张法院传票，最后判处他诽谤罪，处以三个月监禁和 500 法郎罚款。高更不服，正准备卖画筹款上诉，死亡却突然来袭。
1903年5月8日，高更心脏病发作猝死，时年55岁。第二天传教士走进他的小屋，烧毁了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二十几幅裸体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