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
从字面上看，西方的“启蒙”本身是一个比较日常的词汇，并不特指18世纪那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该词与“光照”有关，如英语中的enlightenment意味着“开明”或“照进光去”，而德语中的Aufklärung则意味着“澄明”或“打开在光明中”。
所以，历来也有人把这个词用于古希腊哲学思想(如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洞喻”)或者基督教的宗教启示，霍克海默甚至把启蒙追溯到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以至远古的神话和巫术[参看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换言之，这种观点几乎把启蒙等同于人类文明的起源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似乎就在于他是“启蒙”了的。这倒是与中国古代的“启”和“蒙”的含义有某种暗合，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易经》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朱熹注“童蒙”为“纯一未发，以听于人”，“蒙”则是“‘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1、40页]，也就是对儿童逐渐培养教育的意思，是指成人之始，必须“发蒙”，才能脱离动物状态。
而这种教育思想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成为“政教”，则成了启蒙的批判者的一个靶子。如尼采就认为，启蒙向来都是“伟大政治家(例如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皇帝，拿破伦和权力威慑世界的教皇)的手段……例如在一切民主制中，自欺欺人大为泛滥，它变成极为有意义的，贬低一些人和吹捧另一些人为统治者，这成了努力追求的‘进步’！”[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第39页]。但这也从反面证明，启蒙使人丧失了“野性”，而成为已被社会制度驯化的“文明人”。
以上这种“泛启蒙”的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它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启蒙。
因为，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把启蒙最基本的原则归于理性的话，那么理性正是人与一般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分(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即使在最原始的人类那里，借此也可以把人和动物很容易地区别开来。
但我们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在这个层次上的启蒙，而是狭义的启蒙，即自从17、18世纪以来在西方成为话题甚至形成某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启蒙思想。
我们把18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把此前的人类生活时期称作“蒙昧时期”，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类都是动物，都没有理性。实际上，就连启蒙运动所极力抨击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特别是经院哲学)，通常也都很注意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所谓“双重真理论”)。
但是将人类的理性从人的各种天赋和能力中单独提出来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乃至建立起所谓“理性的法庭”，以判断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问题的真假善恶，并由此为历史的“进步”或“反动”提供衡量的标准，这只是西欧18世纪才兴起的一股风气。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理性的确从来没有取得过如此崇高的地位，它要么只被看作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为自己谋生的手段(等同于“聪明”、“明智”)，要么则标志着通往神或上帝的道路。
中国20世纪的两次“启蒙”，以及明清之际被归于“启蒙思想”的那些命题或思潮，也正是因为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捆绑在一起，所以并不符合狭义的启蒙的本质。它们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落脚点，而只是政治的附庸，一旦政治上不合用了，就会被当时的政治任务所“压倒”(如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或抛弃。
所以卡西勒说：“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论见解和判断，是可变的，但从这种可变性中却能够抽取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中国自明清以来的所谓“启蒙”却没有一次表现出这种对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总是抽风一般地转了一圈后又回到原地，因而无法内化为中国人性结构中的一个不以外界形势为转移的本质层次，我们在启蒙这门必修课上始终毕不了业。
我所说的西方启蒙的进化，则是要在这个意义上来揭示的近代西方理性精神所走过的历程。理解到这一点，是帮助我们走出启蒙怪圈的一个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