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宓的“殉道”精神（2003）
文｜余英时
一
《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1999年出版）包括了吴先生从1910年到1948年的残存日记，共十册。说它是“残存”，因为其中有很多条都在“文革”时期被抄没而遗失了。据“整理说明”，吴先生的日记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1949年以下稿本，有的已焚毁，其余的尚未整理，大概是由于忌讳的缘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和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两书中曾引用了一些1949年以后的片断，但全稿刊印，尚不知在何时。
我因为治史之故，平素最喜读日记，尤其是清末以来的学人作品。如郑孝胥、孙宝瑄、胡适等所留下的长篇日记，都是史料宝库，其中不仅多佚闻，而且往往在关键处足以阐明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发展。
《吴宓日记》是我近来闲中浏览的一部书。我的注意力不在吴先生个人的生活，而是他和20世纪上半叶文化变动的关系。现在略拈一、二事，以为谈助。详细研究，只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作尝试了。
吴宓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特别贡献，最重要的有三件大事：第一是创办《学衡》，提倡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第二是参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建，为国学研究开一新纪元；第三是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造就了不少文、史、哲的人才。
吴宓是一位少见的理想主义者，曾以“殉道殉情”四字，自概其生平。这部《日记》大旨不出此四字的范围。无论是“道”是“情”，其实都是他自己的理想的化身，与现实相距甚远。关于“情”的部分，这里无法涉及。他所“殉”之“道”则与友“情”有极深的牵系。下面专就《学衡》与研究院二事，各举一例。
二
吴宓是在1918年7月转入哈佛大学暑期学校的，后来继续获得学士、硕士学位，一共住了三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这三年中和他后来“殉道”最有关系的大概要数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三人。本文只谈梅、陈两位。
梅光迪是1919年10月5日回国的，与吴宓相处不过一年多，但影响却最深最大。这一年日记中有关与梅、陈等聚谈欢洽的记载甚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19年7月14日，他和陈寅恪、汤用彤三人同访白璧德长谈一事。他们从晚上八时谈至十一时半。其间白“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尤可见彼此讨论的深度。白也精通梵文，所以和中国未来的两位梵文和佛教史专家才能谈得如此入港。
梅光迪虽未参与此聚，但吴宓得入白璧德之门，是梅一手促成的。而且陈寅恪与梅原是旧交，文化价值和取向相去不远，想必对白的古典人文思想也甚为投契。近来美国专家写白的传记，特别注意到白有一批中国门徒，这个风气便是梅开创的，其中包括吴宓、张歆海，及稍迟的梁实秋。所以白的人文主义确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一股潜流，不容忽视。
1919—1920年之间，林语堂也一度投入白的门下，并与白谈到白话文问题。白因受梅的影响，对胡适颇多批评，可看林在此期间给胡适的几封信（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三册）。
梅光迪对吴宓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可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一点《吴宓自编年谱》所记远比《日记》为详尽，见1918年条。此时梅“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梅第一次和他深谈，便“慷慨流涕”，约他同为恢复中国文化的申包胥。而他也“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在这一度深谈之后，梅才引他“至白寓，拜见白璧德先生，奉以为师”。这便是吴入白门的全部过程。
吴宓是很实心眼的，他向梅承诺“愿效驰驱”之后，便认真地干了起来。所以从1919年2月起，他也代梅“招兵买马”，极力将张歆海拉进白璧德的门下。有一次他们谈到怎样阻遏胡适、陈独秀的“横流”，张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1920年3月28日）可见吴宓当时那一股厉兵秣马的气概。
1920年3月4日条云：“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两年后创刊的《学衡》便是这个主张的实现。《自编年谱》1921年11月条说：“《学衡》杂志由梅光迪君发起，并主持筹办。一年前已与中华书局订立契约，并已约定撰述同志若干人。”所以梅是原动力，毫无可疑，吴则继续实践“愿效驰驱”的承诺。
1920年10月20日的《日记》云：“梅君迪生正筹办《独立月刊》，已有端绪，出版在即，促宓等作文寄稿。”以此条与上引一则互勘，可知在梅光迪的最初构想中，刊名是“独立”，而非“学衡”。这是《学衡》史前史的一段佚闻，似乎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无论是“独立”还是“学衡”，他的直接针对性都是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
三
其次，我想简要地谈谈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他的文化理想之间的关联。他是1925年2月6日从东北大学回清华任职的，当时便奉命筹办研究院。2月9日才决定由他全权办事。人人都知道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王、梁、赵三人在他就任以前都已议定，不过由他接洽、安排而已。唯独陈一人则是他出大力聘请的。
2月13、14、15、16日，一连四天，他都为聘陈事与校方力争此案。最后在16日他和当时仍在清华任教的张歆海（《日记》中的H.H.）一同去见校长曹云祥，才把聘请案确定了下来，当天即发聘电至柏林。
4月27日记：“陈寅恪覆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一一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最后一句感慨话道尽了他交涉的辛苦。
他对陈寅恪的器与识都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是不必说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和陈的文化价值取向——“道”完全一致。这又是在哈佛时期所结下的因缘；他约张歆海同见校长，即是最明显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吴任研究院主任两年期间，最大的贡献便是请到了陈寅恪。在四大导师之中，他最敬重的是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也是因“道”相同之故，王的自沉更
加深了他的“殉道”意识。对于梁，他也很尊敬，但不免偶有评讥之语。9月16日的《日记》说：“听梁任公对本院学生演讲《指导之范围及选择题目之方法》。语多浮泛，且多媚态，名士每不免也。”他的评语是否公允，已不可知。但他说梁有“名士”的“媚态”，则失望之意，甚为明显。
后来他策动梁出任校长，梁表示愿就之意，最后竟提议“胡适可聘来研究院”。这句话更大大地伤了他的心。所以写道：“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宓去。……宓乃爽然自失矣。”他与胡之间本无宿怨，只因受梅光迪的影响太深，竟至发生一种势不两立的成见。后来温源宁在《天下》杂志中为他写一篇英文素描，说他无往而不与胡适针锋相对，真是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
今天平心来看，我们不妨借用萧公权的话说，他一生都“守道身严”。因为“守道”之故，他不但反对胡适，而且后来对当年哈佛旧友和《学衡》同道，无一不发生深刻的失望，汤用彤、张歆海、刘永济等无一能免。这些都散见于《日记》各册，不必一一引证了。但最使他失望的则是梅光迪，《自编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述。终其一生，他信仰不衰、久而弥敬的只有陈寅恪一个人。关键都在于“道”之一事。从这一点说，他真不失为20世纪最有特色的中国知识人。
2003年4月10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