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余秋雨
-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我曾立下一个志向，要以远距离的陌生而又宏观的目光，来鸟瞰中国文化。这志向，后来竟然实现了。
我在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论述，总是受到超越预想的欢迎，原因之一，就是运用了这个目光。恰恰是这种目光，让外国朋友感到容易理解。特别是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演讲，洋洋洒洒地论述中国文化长寿的八大原因，居然获得广泛好评，而且被列入当天联合国网站的第一国际要闻。
论述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其实也就是论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优势。这当然是我几十年研究和考察的成果，最终又寻找到了能让国际接受的话语系统，这让我深感快慰。
中国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巨大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中国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化，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有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化的地域，在生态类别上都比较单调。
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国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因此这种空间幅度也就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在中国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一道道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流转、冲撞、翻腾、互融。这里有了灾荒，那里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
现代的研究条件，使我们已经有可能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了。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灾荒和传染病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这庞大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中国文化有了长寿的第一可能。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二：从未远征
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国文化没有做这种选择。这，首先与文明的类型有关。
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那就是万里长城。而大海，由于缺少像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中国文化一直与之不亲。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当然，也总是免不了剑戟血火、占领奴役。与它们相反，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
这种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素质。
中国航海家郑和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都没有，这就最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
哪种文明即便一时战胜了，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而多数军事战胜恰恰是文化自杀。
正是中国文化不外侵、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宰权，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国文化。例如，“三国鏖兵”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他们，对中国文化同样忠诚。即便是那位历来被视为“乱世奸雄”的曹操，若从诗作着眼，他肯定是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传承者。因此，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
总之，文化的中断常常与跨国远征有关，中国文化基本上避免了跨国远征，因此也避免了了断。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三：以统为大
一个庞大文化实体的陨落，不会刹那间灰飞烟灭，而总是呈现为逐渐分裂，直至土崩瓦解。
而且，恰恰是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
中国文化的长寿，也与此有关。
照理，统一有统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难互相说服。真正说服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不懂中文，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
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从大生态中寻找大理由，往往是文化阐释的起点。因此，我把马克斯·韦伯看成是一流文化学者。
最重要的规范，就是统一文字。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著作早就树立了文字准则，中国文化也就有了统一的基座。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远不仅仅是文字。因此，秦王朝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还实行了一整套与统一相关的系统工程，例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道路，甚至统一很多民风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统的郡县制，取代了易立山头的分封制。
那些着力于统一的人往往更有远见，因此也更得人心。他们因大器而握大脉、控大局，是统裂之间的“大者”。由于他们，中国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统一；也由于他们，多数中国人在文化上养成了作为大国国民的心理适应。
正是这种心理适应，指引着历史的步履，使中国始终没有在分裂的泥潭中沉没。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四：家国同构
说了统一，接下来必然要说秩序。否则，虽然归于“一盘”了，却是“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整体生命力了。
对此，中国古人有先见之明。
早在遥远的古代，当巴比伦人在研究天文学和数学的时候，当埃及人在墓道里刻画生死图景的时候，当印度人在山间洞窟苦修的时候，中国人却花费极大精力在排练着维系秩序的礼仪。孔子奔波大半辈子，主要目的也是想恢复周礼、重建秩序。
秩序，哪一个文明的主宰者不向往呢？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中国人把秩序的建设当作治理的第一要务。因此，其他文明一一都因失序而败亡；唯中国，始终让传统秩序成为社会经纬。这未必全是好事，却让中国文化因为有序而延寿。
中国的儒家特别负责，他们认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应该让一般民众先获得一种具体的体验，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序图像。这种具体的体验，就是对家庭的体验。儒家确信，家庭的有序图像是天下有序图像的起点。
于是，一个以“私人空间秩序”比照“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这个工程的预想成果，可称为“家国同构”。
很多统治者虽然口头上都是儒家话语，而实际上施行的却是法家权术。于是，秩序建立了，文明延续了，而这种秩序和文明却被深深地打上了专制集权的负面烙印。在这种秩序下，曾有多少争取自由的灵魂被压抑，又有多少社会改革的机遇被错失。
因此，我们在正面肯定秩序的时候，对于藏在背后的皇权专制传统，不应宽容，不应掩饰，不应美化。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五：简易思维
前面中国文化长寿的四个原因，都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宏观选择。接下来讲的四个原因则触及文化的本体内容。
有很多学者，喜欢把中国古代的奠基典籍说得既复杂又艰深。正好那些典籍由于年代久远不易被今天的普通读者轻便解读，这种误导也就成立了。
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过多的浮肿，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脖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它一直保持着精精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
为什么能够精瘦？因为中国文化一上来就抓住了命脉。中国文化的命脉就是“人文”。
诸子百家之首，该数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只有那五千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倡导“极简主义”。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记录其言行的传世著作《论语》，是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有端出什么理论架势、呈现什么高深形态。
至于庄子，干脆是在写散文诗了。他以轻便而优美的寓言创作，不小心踏入了经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确实，在根子上，中国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种特点使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长寿，显然与此有关。
惯于轻装简从的中国文化，一旦被压上重重包袱，一定步履艰难，直至气息奄奄。那些包袱即使藏着不少好东西，也只能是死亡之兆。幸好，中国文化有明智的自省，总能在受苦受累之后把包袱卸除，舒一口气，揉一揉肩。
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
近年来，中华文化又被强加了一个更低劣的负荷，那就是不少人竭力夸大它的阴谋、心计，却美其名曰智慧、韬略。我在国外经常遇到一些急于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士，他们接触这种著作和演讲之后总是困惑：中国人怎么会阴险成这样？
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中国古代朝廷里确实会有不少阴谋，但是这一切都与广大民众无关。我说，中国人确实没有那么阴险，我自己早年长期在农村居住，深知中国农民几乎无人懂得阴谋。他们身上最常见的弊病，就是比较吝啬、比较保守、不讲卫生，如此而已。农民占中国古代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也可推知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负载那么沉重的阴谋文化。
死而体重，活而体轻。此间玄机，也适合文化。这些年我在国内讲得最多的题目，是“为文化做减法”。我说，唯瘦身，方见筋骨；唯减重，方有生机。中国文化几千年走下来的生命脉络，切莫迷失了。
一切正面效应往往包含着负面隐患。简易思维也造成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浅薄、浮滑、应时、投机。简易思维本该激发更高超的精神定力，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思考功能。
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听到具有文化高度的指引性话语。结果，中国文化虽然长寿却不太健康，经常得病，有时还相当窝囊。如果能够增加一些思维深度、增加一些选择智慧，它本来可以活得更好。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六：以德为帜
中国文化始终崇德，但是一般说来，崇德只关乎文化的内容和品质，怎么会与长寿有关？是的，有关。
中国文化也像人一样，由于崇德而长寿。
当代有人分析，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这是后话，但是，早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哲人已经触及德、智之间的艰难选择。
智性文化后来在西方产生了很多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智性文化的成果始终处于被超越、被突破、被否定的长链上，一旦长久就会面临危机，而不能像德性文化那样，吸引人们永远抬头仰望。
用大德、至善来止息输赢旋转，儒家用了最高明的四个字：“止于至善”。这个“止”，带有恒定、永久的意涵。
后来，王阳明又为“至善”找到了每个人心底所埋藏的依据，那就是“良知”。这一来，中国文化也就建立了一个比其他文化更明晰、更干净的道德构架，使中国人产生了长久的景仰。景仰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即便缺少实行举措，也减少了其他方向的精神耗损。当景仰变成一个长久的延续过程，中国文化的寿命也随之延续了。
遗憾的是，历代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很少在提升社会道德方面做较多有效的事，即便满眼污秽，也掩鼻而过。
结果在中国，德，更多的是一个古典教诲，并未转化为一套切实可行的道德评鉴系统、品行教化系统、荣辱奖惩系统。
德的这种空洞化状况，常常使很多虚德、伪德、诈德大行其道，致使广大民众失去对道德的信任，后果相当严重。这就给后代留下了辽阔的努力空间。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七：避开极端
一看标题就明白，我是在说中庸之道。
我说过，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那么，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延续态势。
中庸与时间有奇特姻缘。无数事实证明，有了中庸，就能拥有更多时间；反之，放弃中庸，则会让时间中断。
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庸为何能避祸、避亡？原因是，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一与中国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增添了圆融风范。
中国也有一些时段、一些人物受到极端主义蛊惑，言行狂悖，却无改全民数千年的集体选择。例如在当代，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喧嚣，一次次被民众唾弃，又一次次试图死灰复燃。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极端主义，只是过眼云烟。
在中国，数千年的集体选择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中庸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成了一种文化本能。
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说到底，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服从四季循环，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冬天冷到极端，春色渐开；夏天热到极端，秋风又起。
这种“天人合一”的广泛体验经由《周易》提升、儒家总结，也就成为文化共识。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也都有过“中道”的理论，但是，只有中国，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成了一种谁也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
中庸的话题，也会遇到一种最常见的疑问。例如那年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国文化精神，就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当场提问：“中庸之道确实有很多优点，但是，会不会阻碍了创新和突破，降低了文明的高度？”
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庸确实并不完美。当人们遇到某些关键时刻，不得不做出决断割舍、强行处置、单向选择的时候，中庸之道常常会使决策者左右徘徊，错失时机。因此，它不是在任何时刻都是万能无虞的。
我们不应该用中庸之道来对抗创新和突破。但是，即便在创新和突破中，它也能提示人们选择可行和安全。例如，中庸之道并不反对登高，只是在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道上，希望你尽量走到中间，把脚踏稳，而不要为了影像上的能见度，在悬崖边上摆弄英雄姿态。
处于当代，世界上极端主义越演越烈。不少西方政客为了对付它们，采用的也往往是另一种极端主义，即单边主义。结果，总是极端对极端，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实行中庸、反对极端的千年本色，应该再度发挥作用。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八：科举制度
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具体项目，必须汇集各种导致长寿的原因，而且自己也颇为长寿，有时间陪着中国文化走过千年长途。
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
正是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拉出了一条通向长寿的特殊缆索。
这是谁想出来的好点子呀，工程那么大，功能那么全，对中国文化护佑了那么久！
又大、又全、又久到什么程度？且听我略举几端。
第一，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溃灭，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因此，即使仅仅为了文化，也要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科举制度，便由此而生。选拔各级社会管理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第二，在空间上，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但是由于地域大、方位多，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选下属，时间一长，便产生近似“分封”的裂隙。而科举制度，则全国统一。以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这就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
第三，在时间上，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没有建立代代延续的选拔机制，几代之后就难以为继。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断。这是中华文化保持有序延续、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四，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必须依靠丰沛的备考、应试资源。科举制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在中国，不分地域、不分门庭、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只要是男性，都有资格参加选拔。在唐代，连外国人也能应试。这种全民动员，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在全社会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
第五，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应试人员，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终生应试。这就让社会大幅度地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
第六，如此规模的考试，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这一来，全国千千万万青年男子，也就为了做官而日夜诵读儒家经典，诵读到滚瓜烂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初衷，只为个人前途，但结果是，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变得生气勃勃。这可谓，经典滋养生命，生命滋养经典。后一种滋养，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举世无双。
第七，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正巧，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不是旷世玄学，不是古奥经文，不是隐士秘籍，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太守，大致属于“专业对口”。于是，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奇思妙想，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后来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选拔官员，而不是培养诗人，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官员将来要做什么？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那么，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职务，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那就长不了，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华文化走长路。
第九，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却也会有一些作弊的所谓“科场案”。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每次都采取酷刑严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民众由此明白：做官以文化入场，对此绝不能作弊。这种共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看不到。
仅此九端，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的齐备了吧？已经足以说明它对中国文化的长寿所起到的作用了吧？
确实，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国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
但是，由于一些在科举考试中失败的文人写了不少批判作品行世，它的名声渐渐受污。在考试内容上，后来它确实也跟不上自然科学和国际政治的迅猛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攻击的对象。似乎，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它。
一九〇五年，经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上奏，慈禧太后批准，科举制度在存世一千三百年之后彻底废止。
我的主张，中国官员的产生，应该选举和选拔相结合。选举求其合法，选拔求其专业。其间关系，体现政治学的顶级智慧。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了。逃不过就不逃。世界上唯一长寿的超大文化，理应不卑不亢地等待别人的提问，再从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不管到哪一代，中国文化，总在。
中国文化的三大弱项
1.中国文化的弱项之一：漠视公共空间
中国文化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
你看，中国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个人道德其实不错，我听说她手里牵着的，是两个“地震孤儿”。她的失态，只是因为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社会公德。
确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很重视个人道德，却失落于社会公德。
中国文化为了社会管理，思考过“王道”和“霸道”；为了家庭伦理，思考过“妇道”和“孝道”；甚至为了文化传承，还思考过“师道”和“学道”。在这么多“道”中间，独独少了一个“人道”。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被种种的社会职能分割了。其实，这也是对公共空间的分割。因为只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才是公共空间的唯一主角。
因此，当救灾壮举中喊出“以人为本”、“生命第一”这些无界线、无等级、无差别的口号时，正说明中国文化已向着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大步迈进。
2.中国文化的弱项之二：忽视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毛病。数字化管理，就是实证的一个重要部分。
实证意识的匮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对真假无法实证，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甚至走向反面。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把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正是这种官僚主义，漠视自然法则的真实性。古希腊哲学以自然为法则，而中国文化则以等级为法则。
在很多情况下，最崇高的良心掩藏在黑巷深处，最大声的呼救出自凶手本身。
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分清真假的本领。人人受尽了别人的冤屈，又冤屈了很多别人，终于懂得了“难得糊涂”。郑板桥先生写下的这四个字，说给中国人听大多能微笑领悟，说给外国人听则怎么也解释不清。由此可见，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部位。
记得几年前一位诗人询问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的星云大师，中国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星云大师只回答了一个字：假。我曾经就这件事当面询问过星云大师，他说：“我说假，是假在文化上。”
温和的佛学大师从界外来观察界内，所做的一字判断，确实让人一惊。但仔细一想，也真是击中要害。可以印证他的一字判语的，是百岁老人巴金的三字遗言：说真话。
你看，智者都盯住了假。一个“假”字，几乎可以概括绝大多数负面现象，而且全都出自我们集体的文化心态。
3.中国文化的弱项之三：轻视创新思维
其实全世界的智者都明白，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
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不断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古诗之赛，或者，重演几出满台朽衰的老戏，扶出两位颤颤巍巍的老人……
本来，做一点儿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有待提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引导，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多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壅塞了很多被大大美化了的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文化创新的激情和敏感，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负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自卑。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
中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衰，完全决定于能否涌现大批超越传统的勇敢开拓者。
请大家重温一下前两个弊病：漠视公共空间、忽视实证意识。把三个加在一起，漠视、忽视、轻视，好像是我们的“视觉”有问题，其实是中国文化的“遗传顽症”，也是中国历史曾经从大发展转向大衰落的自身原因。
如果我们希望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谋求健康前景，就应该正视这些弊端，万不可讳疾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