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说，如果他或者我生气了，我们的友谊就不会保持到今天。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啰唆半天，为自己的书辩护，我想马原真是，都六十五岁了，还是没变。那些批评你的人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你搭理他们干吗？你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
我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了，读了三天，其实我可以一口气读完，可我现在老花眼，读一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这本书虽然有三百多页，但给我的感觉只有两百页，很快读完。几天前马原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的新书很好看。好多年前，马原在北京漂泊的时候，没事干会到我家来，那时我送给他一本《活着》，他看完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这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评价，我们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
所以我要谈谈我所了解的马原。80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马原经常过来。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现在北京大了，感觉不远了，有一次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一大盘，晓明很会做菜。
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他不在，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地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上是半途而废。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我们请过去。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后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当时我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他背着铁生上火车，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他比震云更强壮。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们是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马原：就是一个篮筐下面，铁生一个轮椅就已经把它围住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他们不敢往我们的球门踢，他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我们围着他们的球门踢。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去偷黄瓜。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马原去海南了。马原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来，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个子也高，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连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马原如获至宝，心想是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到北京来了，因为工资还有，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
他去了海南，去了很长时间，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晓明说的，要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那时候我在嘉兴，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傻了，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我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直接上了火车，就找过来了，好像《中国文学梦》就是在我家开机的。（马原：前一段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那本书就是关于我拍《中国文学梦》的记录，拍了两三年，这个片子开机就在余华家里。）
在我嘉兴的那个家开机完，他把我们三个人先拍了，然后满世界跑，去拍其他作家。当时巴老虽然还没有常住华东医院，但是已经年老体弱，要不是因为李小林，他根本拍不到巴老，他拿着那个大灯烤了巴老好几个小时。等到他的片子历尽艰辛，钱花完了也剪完了，可是放不了，为什么放不了？电视台的清晰度不断升格，他用的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马原：原来有4-3的带，大宽带，等我拍完了，那个带变了，制式又变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为了让《收获》上《焦点访谈》，这样可以增加发行量，我们去忽悠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最后他们同意了，给《收获》做了一期《焦点访谈》。找来找去谁来做这个节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时候在新闻评论部，她是谢冕的博士，是新闻评论部唯一懂文学的。王利芬很关心马原，问他这些年不写东西在做什么？马原说在拍一部《中国文学梦》。王利芬说你做这个片子干吗？马原说我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情。王利芬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她说，你要是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就多写几篇小说吧。
后来马原还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说实话，晓明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合情合理，没有人感到惊讶，可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这本《黄棠一家》前面的书名——荒唐。一个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系主任，后来一想也好，我以为他从此会安定下来，在上海安家落户。那时他还请我去同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到了同济的招待所，吃了午饭，我们哥儿俩就在房间里面，坐在两张床上开始聊天，好几年没见了。我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演讲题目是什么，聊得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就去会场。人很多，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面坐着，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等我要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说什么啊？转身往后面看一看，有演讲题目在，即兴胡乱发挥了。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没过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了中文系主任，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他在同济的时候我每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当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骄傲于自己的装修，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你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这也有好处，撞上了不会破皮。
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原已经是上海人时，他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济的一个朋友黄昌勇，当时在同济做宣传部长。黄昌勇找到我，他说你能不能给马原打一个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马原跑了。我说怎么跑了，被通缉跑了？他说生病跑了，肺里有一个肿瘤，非常严重的病，马原不愿意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去了，他很危险，你能不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说服他，让他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病。我想了想说，你知道我们关系挺好，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电话打过去屁用没有，他不一定会接听，即便他接听了，不仅不会回来，还会说你以后生了病也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让他去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几年以后，听说他漂到云南去了，前天他和马大湾（马原的儿子）到我家来，给我看他在云南盖的那些房子，盛情邀请我去。我心里想，希望这是你最后的住处了，别再漂了。
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老朋友见面时，经常会提到马原，马原在哪里？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说晓明在哪里，谁都知道晓明在北大，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会说，他昨天刚从上海讲课回来。说到马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么多年来我听到很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知道折腾什么。还有人讽刺马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读完马原这本新书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读完这本书，感觉是一个江湖中人写的。解放前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刚才晓明谈了不少马原过去的作品，包括《虚构》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像是一个举人写的，但《黄棠一家》像是一个江湖写的。我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或者举人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如果从社会安定角度来看的话，举人多江湖少肯定更好，因为知识分子也就是动动嘴皮子，可江湖是要动刀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