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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读 • PooDu 》

张洁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Zhang Jie: You Are My Soul Friend

2023-06-03 01:41
张洁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去年秋天冯骥才出访英国,临上飞机前的两小时,打电话给我,他为刚刚听到的、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而焦灼。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说他立刻就要到飞机场去,然而他放心不下我。“我和同昭早已商量好,要是你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我愿意为你承担一切……”

我安慰他:“没有什么,你放心。我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自己还不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保护你才好,张洁,我恨不得把你装进我的兜里。”

“是的,是这样。”我笑着说。

最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

我呆呆地守在那部公用电话机旁,不知是该大哭一场,还是该大笑一场。

他为什么非要把我硬起心肠丢掉、再也不去巴望、早已撕成碎片且已一片片随风飘散的东西,再给我捡回来呢?

我哭不出来。

我听见我的心在哀号、在悲诉、在长啸,可我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我是多么羡慕随时可以失声痛哭的人,那真是一种幸福。他让我想起读过的狄更斯,想起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辟果提、海穆、赫尔伯特、乔……

其实我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来往,仅有的几次交往,也是匆匆忙忙,很少长谈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他到我家作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一九八〇年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奖大会期间,我没住会而是迟到早退,他也来去匆匆,提前返津;一九八一年五月他来京参加中篇小说发奖大会,我去会上看望他;他访英回来,与泰昌、小林来看望我……如此而已。

但我相信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一九八〇年初冬,十一月十六号。听说他病得厉害,曾晕倒在大街上,便约了谌容、郑万隆去天津看望他。一出天津火车站,在那熙熙攘攘、万头攒动的人群之上,我看见冯骥才,像一头大骆驼站在一根电线杆旁,高高地举着手,左右晃动着向我们示意。标志很明显,因为食指上包裹着耀眼的白纱布。他很兴奋,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心脏又感不适。这让我们不安,然而他说,一会儿就会过去,这是因为他太高兴了。我问他食指上的纱布何来,他说是因为给我们准备“家宴”的菜肴时,被刀切了一下。他们家,从头一天就开始张罗起来了。

长沙路。思治里。十二号。

我们顺着窄小的楼梯鱼贯而上。我看见一方红纸上,他手写的一个大大的“福”字,倒贴在楼梯拐角上,喜气洋洋地迎候着我们。这让我想起离现在已经很远的关中那个小镇上的生活。我不知道它是否确如它所表现的那样,肯将它的恩泽分一点点给我。我是怎样希冀着它,这从不肯敲我门的、其实并不公正的家伙。

楼梯尽头,权作厨房的地方,冯骥才那娇小可爱的妻,正为我们忙碌着。她个头儿只到冯骥才的肩膀,腰围只有他的三分之一。我真担心他一不小心,会把她碰碎。就在那里,他张口对我说:“我和同昭都喜欢你刚发表的那篇《雨中》,她看着看着都哭了。”

同昭真诚地点着头:“是的。”

“谢谢。”我说。

我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肯同我一起伤心落泪,这让我微微地感到惊讶,我已经那么习惯于独自体味人生。

他那间屋子,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阁楼。一张床几乎占去四分之一的地方。床上的罩单,像“天方夜谭”里的那张飞毯。四壁挂满了绘画、照片、佩剑、火枪——好像《三剑客》里达达尼昂用过的那把——一类的玩意儿。

那屋子我虽只去过一次,但我几乎可以想起塞满房间的每一件东西的位置。对我这个常常心不在焉的人来说,实在少有。当然,这多半还是因为他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悬挂在那把佩剑和火枪上方的同昭的彩色小照,纤丽、恬静。他对我诉说青梅竹马的往事:“我们家和她们家只隔着一道篱笆,我常钻过篱笆,到她们家偷吃苹果……”那篱笆呢?那苹果呢?那男孩和女孩呢?

同昭的脸上浮起明丽的微笑,我知道了,他们相爱,一如当初。

对别人的婚姻和家庭,我一向抱着怜悯和将信将疑的态度。挑剔而苛刻的眼睛,总可以捉到他们家庭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罅隙和不足,以及让人失望、扫兴和琐碎得无法忍耐之处。可这一次,破天荒地,我感到满意。

“她本来可以学芭蕾,可惜因为肩膀太溜……”

“后来呢?”我不无遗憾地问。

“学了画画。”他拿出同昭画的一个彩蛋。真令我惊叹,一个小小的蛋壳上,竟画有一百多个神采风姿各异、栩栩如生的儿童。那需要多大的耐心,多高的技艺,多奇巧的构思!

“她画的彩蛋,在华沙赛会上得过奖呢。”

对的,当然是这样。

我分不清他那些宝贝里,哪一件最有价值。是镜框里那已经断裂,又细心拼接起来的敦煌壁画,还是儿子为他画的那张画像……

可惜那天他儿子不在,说是带着什么吃食去看望他的保姆了。有什么好吃的,儿子总忘不了带他长大的保姆。

那幅画上题着儿童的字体:爸爸。简单的线条,勾画出刺猬一般的头发,一管很大的鼻子,一副悲天悯人的眉毛,一双多愁善感的眼睛,一嘴粗得吓人的胡茬子,每根胡茬子有火柴头那么大。它和冯骥才绝对的不像,可又实在像极了。小画家一定抓住了冯骥才骨子里的东西,画里透着作画人的聪慧、幽默和诙谐,和那些出自名家的艺术品相比,那幅画自有它特别的动人之处。

看到我赞赏他儿子的画,他立刻拿出一幅画给我。那幅画镶在一个金粉剥落的旧框子里,仿佛不知是多少年的古董。他说:“这张画是我特地为你画的,别介意我用了一个旧框子,我有意选了这么一个框子,这才配得上这幅画的情调。我一直把它放在钢琴旁边,现在,乐声早已浸到画里去了。”

我的心,陡然缩紧了,却调转话锋:“你的琴弹到什么程度了?”“弹到内行人没法听,外行人听不懂的程度。”我笑了,心里感谢着他对我那无力的挣扎,所给予的援手。

我定睛去看那幅画——萧瑟的秋日,沼泽、黄昏、低垂的乌云、雨幕、稀疏的小树林子、灌木、丛生的小草,以及在黄昏最后一点光线里,闪着白光的水洼……忽然,心头被猛然一击:天边,一只孤雁在低飞,奋力地往前伸着长长的脖子,被淋湿的翅膀紧贴着身体的两侧……唉,它为什么还要飞,它这是往哪儿去?在这种天气,这种天气!仿佛一首悲怆的交响乐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把小提琴无尽地向上回旋,如诉如泣,撕人心肺。他说得对,乐声已经浸到画里去了,我分明听见。那幅画,那个镜框,别提有多凄清、多苍凉了。

他为什么非要画一只孤雁呢?

有人对我讲过捕雁的故事,别提有多残忍:猎人们整夜守在河滩上,不时点起灯火去惊扰那只负责打更的雁——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更这样的苦差事,往往由那失去伴侣的孤雁担任,也许它也像人一样,由于孤苦而失眠,这种差事对它尤其合适。它便嘎嘎地频繁报警,惊起酣睡的雁群,然而猎人们并不马上行动,而是如此这般,反复再三地惊扰那只打更的雁,直至使它失去雁群的信任,纷纷用嘴啄它、用翅膀拍打它,以示不胜其烦,此后再也不以它的警告为然。猎人们这才出动,这时,只需拿了麻袋一只只地往里捡就是。

还有一个雁的故事,却是动人。秋天,北雁南飞的时节,一户农家捡到一只受伤的雁,他们把它放在炕头上,为它养好了伤。来年春天天气转暖后,又在屋檐下给它造了个笼子,把它养在笼子里。一天夜里,从天边传来悠远的雁鸣,那正是北归的雁群飞过长空。继而屋檐下的那只雁也叫了起来,声音焦灼而急切,翅膀扑棱得像是挣命。

那为妻的说:“别是闹黄鼠狼吧?”那为夫的说:“不会,笼子关得好好的。你没听出来吗,好像还有一只呢,该不是它的伴儿认它来了。”“瞧你说的,有这样的事!”可是,等到第二天清早出门一看,果然还有另外一只,和笼子里的那只,脖子紧紧地拧着脖子,就那么活活地勒死了,而且至死也不撒手。想必是笼子里的那只要出去,笼子外的那只死命地往外拽,它们不懂得隔着笼子,就是可望而不可即。

日本拍过一部动物片《狐狸》,动人极了。为什么没有人拍一部关于大雁的影片?要是有人肯花时间观察雁群,一定会发现许多感人落泪的故事。

我不知如何感谢他,却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常常不能回你的信,请你不要怪我。”

“没什么。”他宽解地笑笑,不知是宽解自己,还是宽解我。但想了想又说:“计算着该有你回信的日子,一看信箱里没有,有时也失望得几乎落泪。”

“你得原谅我,给你写信得有一种美好的心境,而我久已寻找不到……”

很久了,我的笔再也回不到《捡麦穗》那样的情致和意境,而我又不能写那些“等因奉此”的信给他,我觉得那简直是对他友情的亵渎。我想这世上一定有许多还不清的债,别人欠着我的,我又欠着别人的。正是如此,才演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午餐是精美的,全是同昭的手艺,颜色好,味道也好。我吃得饱极了。饭后还有我爱吃的黄油点心和咖啡硬糖,可惜我吃不动了。

送我们离去的时候,我和同昭走在人群的最后。她挽着我的手臂,我的两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她的手伸进我的口袋,在我手心里悄悄塞进两块糖,并不说什么。我也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那两块糖。我一直攥在手里,却不曾拿出口袋摊开手掌看看,仿佛怕惊走什么。

晚餐由《新港》杂志做东,我已然不记得进餐过程中,大家客客气气地说过什么,只记得冯骥才对我说:“就写《雨中》那样的东西吧,那里面有你独特的美。”我沉思默想。我想,我多半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我的感觉已被磨砺得极其粗糙,失去了它的柔和细腻,他多半是枉寄希望于我了。

在只有一次机会的人生里,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有人寄托于来生,然而我不相信生命的轮回,我只知这是人生的必然,只有冷静地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不免残忍。

那一瞬间,我想起斯托姆的《茵梦湖》。这样奇怪的跳跃,也想起人们一生中的第一次眼泪。

也许后来我们会以为,引起那一次眼泪的理由微不足道。然而当时,对痛苦和磨难毫无准备的、稚嫩的心来说,却疼痛难当。等到我们慢慢习惯磨难以后,眼泪就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