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林
一、启蒙的历史追溯
谈到“启蒙”，不管在教育的实践领域还是教育的研究领域，人们首先会联想到的是，启蒙是作为早期阶段的教育或者作为初涉某一领域的隐喻。例如，幼儿启蒙教育或者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等。而在西方的发展史中，“启蒙”概念的讨论自17-18世纪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一直喧嚣至今，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仍是被持续探讨的时代性话题。如果仿照怀特海曾论述的西方两千年哲学史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一说，那可否说近两百年来的西方哲学则是对“启蒙”或“理性”的注脚。
“启蒙”一词在中文中有“开导蒙昧”之意，而在西方的不同语言中也采用了极其相似的措辞，用以表示发生于17-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法文Lumière（阳光；阐明等），英文Enlightenment（启蒙；照耀等），德文Aufklärung（澄清；启蒙；天空放晴等）。从词义上看，法语、英语和德语都有“启蒙”“照耀”之意。从字源意义上看，对“启蒙”理解无不与“光亮”有关，这启示着彼时的人们企图借助光的隐喻，用以驱散当时欧洲封建的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的黑暗统治，启蒙运动也由此而得名。
若对“启蒙”一词进一步溯源，甚至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隐喻”中说道，有一些奴隶生下来就被囚禁在黑暗的洞穴之中，手脚被绑住，他们只能面对洞壁，而他们后面有一些火把，他们从生下来看到的就是洞壁的幻影并把影子理解为现实。而柏拉图想象有人把桎梏松开，走出洞穴之外，看到太阳，看到了现实世界并觉醒，意识到原来洞穴中的影子不是真实世界，在太阳照耀下的才是真正的现实。由此，柏拉图的“洞喻”常常被用来解释何为启蒙，而这“光”在西方思想史上就是理性。
若以一种乐观的方式理解“洞喻”，“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黑暗洞穴，走向“光明”（enlightened），面对洞穴外的真实世界，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之下进行“自我立法”，构建科学、理性的现代社会。在这种乐观方式的解说下，简单地说，启蒙是一个“弃暗投明”的过程。
但近年来，也流行了另一种说法：现代人自以为经过启蒙运动之后进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幻觉，是进入了另一个洞穴。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哲学家们，将人们从一个“自然洞穴”带到了另一个“人造的洞穴”，你误以为看到的是“阳光”，但实际上照耀你的是工业人造生产的“日光灯”。而这“人造的第二个洞穴”甚至比原来的“自然洞穴”更加危险，这体现在人们自以为用“理性之光”驱逐了“蒙昧之暗”，自以为用“科学”战胜了“宗教迷信”，自以为用“准确的知识”替代了“万变的意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哲学、理性的自负而带来的癫狂幻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中讲到，人从根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而所有的政治都植根于“习俗”与宗教传统，换句话说，人总是一种“居住在洞穴的动物”，而启蒙哲学试图通过“科学”和“理性之光”铲除人根本的“洞穴性”，自绝于传统的理性也终将成为无根的理性，最终造就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使我们陷入了无所依归的“现代性危机”。
二、现代性危机中的“三大撕裂”
100多年前，马克斯·韦伯曾对人类的命运做出悲观的预言：“上帝死后”，人类理性膨胀，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没有了信仰，人变成了“非人”。100多年后今天，韦伯的预言似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加剧烈。今天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工具”的意味越来越浓，“理性”将越来越体现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于“是非、善恶”的道德价值观，却越来越不屑一顾，“非人”的危机，早已不仅是“道德和信仰的缺失”，更造成了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三大撕裂。
（一）第一大撕裂：“信息夺舍”
信息时代，算法逐渐精准，大数据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我们的兴趣点，随时随地，手指一戳，背后的平台便通过算法不断向我们精准“投喂”我们感兴趣的内容，迎合我们的口味，重复片面的信息，人越来越被桎梏在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之中。
“信息茧房”是美国思想家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导致人们只接受特定渠道、特定内容取向的信息，并且不断被强化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将自己关进一个特定信息营造的“茧房”之中。长期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人们接收的信息会变得越来越单一、浅薄，对世界的态度和理解变得越来越扭曲和撕裂，造成了“网络的巴尔干化”。
“巴尔干化”原意指的是南欧巴尔干地区由于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民族和国家，再加上外国势力的不断干涉，使得该地区一直被视为局势紧张的“火药桶”。1996年麻省理工学院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和埃里克·布林约尔森两位教授借此提出了“网络巴尔干化”，用以描述网络空间中不同利益兴趣的用户群体。一方面，用户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因观念差异和群体认同，导致形成了不同利益目标的网络群体。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发展，算法推荐逐渐精准，将具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群体吸引集中起来。最终，网络群体对内不断形塑和强化观念认同，对外形成聚合体之外的各种观念隔离，从而表现出类似地缘政治巴尔干半岛的信息孤立与分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原本人类左脑主要负责逻辑思考和分析判断，右脑负责直觉判断和全局把控。现今人甚至把自己的超级大脑放进了手机里，遇到问题最先做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百度一下”。大脑最核心的不是记忆能力，反而是在“投喂”时代下，对投喂信息的筛选和解读能力。人在“信息茧房”中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使人产生盲目自信、心胸狭隘等不良心理，其思维方式必然会将自己的偏见认为是真理，从而拒斥其他合理性的观点侵入。而“网络的巴尔干化”则强化了网络群体之间的信息隔离和封化，加速信息孤岛的形成，最终，人沉没的成本就越大，人成了一个“永远叫不醒的人”，哪怕事实摆在眼前，也不愿意承认和醒来。这就是加速社会，科学、理性带来的第一大撕裂。
（二）第二大撕裂：“认知污染”
在当今专制权力垄断控制公共话语领域，公众生活被强制性地假面化，这是后极权社会中体制性的弱势统治的特征。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这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公众对整个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和被强制的假面化，这是长期体验虚假政治的现实教育结果。
国内学者王力雄老师指出：“犬儒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说一套做一套”形成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当代社会，多少人在深思熟虑地装傻，表现出一种：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这就是古德法勃所说的“现代现实主义”。（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的行为》P226～227）
在被完全假面化了的公众领域和公共话语机制现实前，被“污染”的认知对人们产生两大影响，形成两种趋势。一种是形成“不见是非，只论立场”的弱肉强食逻辑，另一种则是“崇拜逻辑，忽略人性”，陷入盲从和自欺。结果在当今社会中，认知被“污染”的人，谈历史的时候，用的是“成王败寇”。谈现实的时候，讲究的是“无论是非，存在即合理”；谈国家的时候，从不思考何为国家。在当今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现代文化价值观面前，多少人视谎言为真相，将顺从视之为智慧，将恪守正道视为愚蠢。这便是现代社会的第二大撕裂：认知污染。
（三）第三大撕裂：价值虚无
面对价值虚无这个20世纪的难题，马克思主义曾预言：在技术工业社会里一切旧价值都被动摇了，被相对化了，只有可交换价值是稳定的。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时空的壁垒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再成为问题，但另一方面，科技又并没有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现代社会，人们似乎更孤独了。
在20世纪的发明中，有三大件威猛无比，就是分别在早、中、晚期出现的飞机、电视和网络。这三大件彻底改变了人类空间感、时间感、图像意识和视觉经验。这恐怕是文明史上最大的变局，由此人类真正进入到马克思所谓的“普遍交往”的过程中了。但如同上文所言，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人似乎变得更孤独了。一方面是被技术无限放大的普遍交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在真假、虚实结合的虚拟空间中，个体被平均化（人的思维、价值逐渐趋同）、同质化（活成别人的样子），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分子。如果说在技术世界中个体可能被极度放大，那么，他同样也可能被极度缩小，被缩小成一个没有实质的东西——于是就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也许你会说，古今中外个体难免孤独，但现在我们的孤独被形式化了，有了另一种深重的孤独。技术的迭代动摇了人的价值根基，“大数据独裁”甚至成为新型工具——把人变成机器，通过大数据、精准算法等技术控制人，甚至消除人的自由意志。人在技术和算法面前终将“自愿”奔向奴役，这便是技术造成现代社会的第三大撕裂：价值虚无。
三、今天为何要重申启蒙？
既然科学理性有可能会给现代社会造成三大撕裂现象，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需要重申启蒙？究其三大撕裂现象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仍未完成，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带来的全新问题又被严重忽视。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唱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风在世界非常盛行，启蒙受到批判最多的方面包括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知识被工具化和制度化，人被工具化等等，从而产生对启蒙的怀疑主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更有甚者，诋毁启蒙，否定启蒙。而在当下的中国，还有的人过分夸大理性的负面作用，殊不知在当下的中国，传播理性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理性带来的负面作用，要说没有100多年前“五四运动”的启蒙，今天的中国还会是封建社会的样子吗？除此之外，当今社会上还存在着太多对启蒙的犬儒主义者，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通过否定启蒙为自己的自私、软弱作掩护，更有部分民众因启蒙被抵制而感到寒心，殊不知任何社会里总会存在着一些叫不醒的人。因此，我们需要重申启蒙。
启蒙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以成败为假设前提的，它要做到的是向人们展示存在着不止一种“真相”，让人们带着怀疑去看待理性，用一种新的观念去看待世界的不同。对于我们而言，正如徐贲老师说的“先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对“信息夺舍”“认知污染”“价值虚无”三大撕裂现象的思考，对应回答当下该如何求知、如何思考、如何不被时代裹挟的这三个问题。我们要做的是重申启蒙，为的是让人们对不了解的事物有所了解，对不明白的事情变得明白和明理，对尚未认识的问题有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摆脱自己加于自己的愚昧束缚。
启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说服谁、与谁辩论的问题，更不是今天变相的知识宰制和认知强迫，不是做思想工作，更不是搞宣传教育。在徐贲老师的《与时俱进的启蒙》中，他认为我们今天需要的启蒙可以包括三个部分，他们互相联系，又可以单独产生不同的明智效应。这三部分包括：真相、认知、观念。
四、重申启蒙的三个部分：真相、认知、观念
（一）真相——“了解”和“知晓”
“真相”是启蒙的第一部分，它的明智效应是“了解”和“知晓”。历史学家沈志华在《我们的教科书忽视基本史实》一文中说，认识历史需要从“发现历史”开始。这个“发现”指的就是从不了解真相，到了解真相，从不知晓事实到知晓事实。“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破除谎言、欺骗、迷信等的过程。
在当今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信息太多、太杂，文章数量越来越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在现实中，很多人将无法深度阅读的原因归罪于时代。但汉娜·阿伦特认为，我们应该将阅读视为一种“思想操练”，发现事实真相的过程，绝对不是照搬书中的观点，绝对不是困在“信息茧房”之中，而应该进行深度阅读，思考当下的问题，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去阅读经典之外的书籍。
（二）认知——“理解”和“认知”
启蒙的第二个部分是认知，它的明智效应是“理解”和“认识”。这是一个比了解事实真相更高的一个层次，因为它不仅要了解真相，它还得知道什么性质的真相。因此，认知的启蒙需要把重点放在可靠的方法和合适的概念上。
如果说事实真相的启蒙是授人以鱼的话，那么认知的启蒙就是授人以渔。谁都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告知他所需要的所有真实知识，他必须自己学会如何辨别知识的真伪。这便需要的是可靠的认知方法。这种方法我们统称为：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去抵御强制的灌输、宣传洗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错误的认知，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认知除了需要批判性思考的方法之外，还需要合适和准确的概念来思考。概念有助于解释事实的本质，把个别认识提升到一般的层次，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例如，在社会心理学中，一些概念揭示了胁迫或不自由状态下具有的普遍意义的种种人性灰暗：“霍桑效应”——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而概念经常也是在观念的作用下发生作用的。例如，在18世纪，启蒙思想的“世界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观念，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类的普世存在，只要遵循某些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任何人都是这一人类共同体的可贵成员。因此，在“世界主义”在这个观念下，催生了“人类共同体”等概念。
（三）观念——判断是非善恶
启蒙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观念，他的明智效应是“判断”，识别善恶、正邪、是非、对错等。判断所涉及的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局部的知识或学理。例如，一个人虽然可以在学理上明白康德的普世（适）主义，但仍然会由于某种需要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因在于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对错和是非的判断和选择。是非不辨，对错不分，善恶不明，这些是康德所说的那种自己加于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一个人要打破这种愚昧和不成熟，他只能靠他自己的观念转变。对判断是非和区分善恶来说，观念不仅是道理，而且是根本、基本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要注意的是，启蒙不需要总是说大道理，但绝不能没有基本的道理。
综上所述，启蒙是一个“先知愚，后识智”的过程。愚蠢是智慧的反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不愚蠢就是智慧。在愚蠢和智慧之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这片区域中，学识是愚蠢和智慧之间的转折点。“学”就是思考，而学识，就是通过思考和验证确定的知识。学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知识只是了解，学识是进一步理解，而智慧则是穷理。学识是以特定的方式（如批判性思考）将了解到的事情确实为真实或真相。穷理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追寻事物和现象的根本道理，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有所彻悟。启蒙的基本目标不是让尽量多的人成为智者，而是让尽量多的人脱离愚蠢的状态。
启蒙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变了，启蒙的知识条件、传播手段、遭遇的障碍和阻力等都会发生变化。但启蒙的三个主要部分仍然是真相、认知和观念。真相让人了解和明白事实，认知改善人的理解和认识能力，观念让人能判断是非和辨别善恶。缺少这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启蒙都不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人性、提升良知、优化社会和改良政治。
五、结语
回到柏拉图的“洞穴”问题，无论是“弃暗投明”的阐释，还是陷入“人造洞穴”的阐释，这都奠定了一个事实：启蒙是一次出走，从原生态的“自然洞穴”中出走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不能再像“出走之前”那样看待自己，看待我们的“洞穴性”。但对洞穴性的“自觉”仍是启蒙的重大突破，这一种“自觉”是一种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让我们不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自觉到原来生活在洞穴之中，这里的要点不在于再度强调“所有的生活都是洞穴的生活”，而在于指明：当生活在洞穴之中而不自知，以为这就是真实世界的全部，是一种情景，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在洞穴之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过程。启蒙不是群众教育、群众运动。只有自己愿意睁开眼睛的人，才能察觉到周围的黑暗，并意识到黑暗对他的意味着什么，启蒙需要自我觉醒。
最后，启蒙是自由的，因为它源自人的自由思考。无论是启蒙别人，还是作为受启蒙者，如果启蒙不能提升人的自由意识，那至多不过是肤浅和无目的的知识供给，不会有实质性的解放意义的。启蒙的这一自由目的赋予它一种永不过时的使命，奠定了人类历史上保护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传统，让大多数人能够成熟起来，有能力去抵制各种专制思想。单纯的知识教育只有最低限度的启蒙作用，知识能够培养人形成观点的习惯，同时锻炼人表达观点的技能，从而成为一种潜在的民众力量。但是，只有当知识运用到建设更重要和更优秀的制度，实现更自由和更理性的秩序，潜在的民众力量才有可能转变为促进现实变化的进步动力，这时候的知识才成为真正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