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博文书苑若愚谈白
中国文化有一特征，特别引人注意：对形而上的玄妙问题，不感兴趣；重视宇宙现象、社会人生，喜欢以人作为观察点。
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喜谈宗教、逻辑，如神鬼之学、名理之学，看重社会问题、人生实际，重视经史、礼制。
文化务实是指紧贴社会、人生实际，密切联系身边生活，如人伦日常、修身养性、齐家治国。这些问题和帝王将相、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要么关乎饮食起居，要么关乎安身立命。
比如，中国文化缺少宗教元素，这一取向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已十分明显。
如先秦诸子里面，除了墨家学派的“天志”、“明鬼”思想外，其余之学绝少提及宗教信仰。
先秦道家以老庄为代表。老庄思想虽不是典型唯物主义，但以自然之道解释万物之变。所以老庄道家基本排除了鬼神因素，以天地之道、阴阳二气解释宇宙万象，其中包括社会、人生。
道家思想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轻视宗教，重视宇宙自然（天、地），把宇宙和社会人生沟通一体，视为不可分割一体。宇宙即社会，两者彼此合一。
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儒学是孟荀两派源头。
孔子说的很明白：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务于实际事情。他还说，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
这些说法说明，孔子看待外部神秘世界，如上帝、鬼神、地狱、性命，不置可否，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现实社会、人生礼制。
孔子不否认命的存在，他说，他平时看重两个东西，一是命，二是仁。
命不可预知，个人无法左右。如某人想长生不老，但这事却非个人意志。因个人寿命长短，包含诸多不可知因素，如生理因素、意外变数等。
孔子认为，命不确定，不能过多考虑。但另一东西——仁，却是实实实在在之物，眼前之物，人力可以掌握。
行仁之道，非常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道是心念一转，毫无神秘可言。
在孔子看来，行善积德，和上帝、鬼神无关，只要真心行仁，“仁”立马实现。这只是个心理换位过程，不求外物，反求诸身。
其他先秦诸子如阴阳、农家、法家、杂家等，对于外在的形而上问题，同样不感兴趣，基本排除宗教因素。
水有源、树有根。先秦诸子的文化取向，决定了中国汉民族文化底色：强调实用价值，轻视宗教信仰和逻辑思辨。这也是中国文化缺乏神学和哲学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化这一特点延续到汉末佛教、道教兴起，才出现一些明显变化。
魏晋、隋唐后，佛教、道教式微，宋明理学复兴，中国文化尚质、尚实的特点，重新显现。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佛教、道教是宗教信仰。道教产生于汉代，如张道陵五斗米道、黄巾军道教旗号。佛教起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隋唐。唐武宗废佛后，道教、佛教随之消沉。
佛教、道教是中国文化元素，经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两途，佛家、道家融入儒家文化，形成彼此包容形态。如宋明儒学内含道家、禅学基因，是儒释道三家融合之产物。
虽经诸多转折，但先秦孔孟儒学始终是中国文化主流，占据封建意识文化主阵地。这一点无可置疑。到了清代，传统儒学大大振兴，重新回归儒学主流思想。
清代儒家既反对宋明理学之逻辑思辨，又反对佛教、道家对儒学的渗透，主张回归汉唐儒学一路。
汉代儒学分为两路，一是今文，二是古文。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有关，有宗教迷色彩，如公羊、谷梁、董仲舒儒学等。
东汉三国之际，今文儒学渐失风头，古文经学取而代之，如《左传》、毛诗等。
清代儒家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把程、朱、陆、王，一网打尽，主张“经学即理学”（顾炎武）。
经学是汉学传统，理学是宋理思辨。清儒的改革方向是，反对脱离“六经”空谈心性，强调以字义、训诂、名物、典章制度为尊，把古经考证作为义理的基础。
清代大儒，像戴震、二王、段玉裁都重视“小学”（文字训诂），是训诂、音韵、名物之学的专家，像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可为代表。
清代儒学和汉唐儒学同属一路，重名物、礼制，贬心性思辨，是宋明理学的反动，儒学发展另一高峰。
老庄道家轻鬼神天命，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从此以后，中国文化迈向经世致用之路。
就儒学来说，孔子的礼、仁，汉唐经学，清代儒学，儒家思想务实性，一以贯之，中间虽经理学波折，但基本方向没有改变。到头来，重实证，贬宗教、逻辑，依然是儒家思想主旋律。
如孔子在《论语》中教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克己复礼为仁。研习之经典虽数量庞大，但都可归结为礼；仁爱虽源于心性，但终要落实于实践。
所以，中国文化究竟是生活文化，社会文化，生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哲学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