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安忆
- 文章来源：《什么是幸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 图片来源于《战争与和平》电影截图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巨作，篇幅特别长，有那么多人物，可我觉得这部小说只写了两个人：
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彼尔，写了这两个人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主要为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幸福。
《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在民间传说中，主人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最后一句话往往是：
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呢？这是困惑每个人的问题。
安德烈和彼尔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从不同的途径来解答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为什么托尔斯泰选择这两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他们是谁。
两人都是贵族，衣食早已不成问题，全部人生都可用来清谈、冥想、玄思，过精神生活。
但贵族阶级开始没落，走下坡路，糜烂、腐败，丧失活力。
道德伦理岌岌可危，礼崩乐坏，四处可见贵族子弟堕落的细节。
贵族家庭很普遍出现财政赤字。
人口单薄，过着一种沉闷的生活。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幸福，要是有，又是什么？
贵族子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养尊处优会产生纨绔，也会孕育思想精英，托尔斯泰派遣他们去接受精神的危机，继而探索什么是幸福。
小说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但在真实的条件下发生，派生出故事和细节，真实是虚构的源泉。
《战争与和平》启用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战争。
托尔斯泰写了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是为了布置一个大舞台，好让各色人等在上面表演。
这一出大戏最终还是归结到那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
《战争与和平》中，两个人历史上真有其人，一个是库图佐夫，一个就是拿破仑。
真实的人物对于写作人来说存在一个悖论。
一方面觉得心里很踏实，我的虚构有一个靠得住的背景，靠得住的人和事，可能因循合理的逻辑，不会出大错；
另一方面问题也来了，能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
我们离托尔斯泰已经那么远了，离开那一场战争也很远了，却可以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带着这样一个信任度阅读。
我们这些写作者都是小人物，不敢像托尔斯泰将那么宏大的造物作为故事的背景，必须谨慎地对待我们的能力。
托尔斯泰就敢，这就是大手笔，是虚构中的造物。
由于时空隔离，我们无从认识库图佐夫，也无从认识拿破仑，当然关于他们的图片和记载有很多，但那都是概念的，要尊重他们的真实性。
在小说里，我以为相对来说是有自由的。
这两个真实的人物，如何与虚构人物发生关系？
对于安德烈和彼尔，两个历史人物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他们的故事是怎样从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生和繁衍的？
为什么不是让其中的一个人去完成思想任务，而是要用安德烈和彼尔两个人完成？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历，走上不同的道路，最后相辅相成完成答案。
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知道的世界，可以感受、求证、传达；
还有一个信的世界，可以相信，却无法证明。
安德烈是知道的世界。
他非常聪明，看得清贵族阶层内部所有弊病，认识到沙皇体制需要改良。
彼尔却对现实生活严重缺乏常识。
但是他信，总觉得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一种力量，驱使或者暗示着什么，但又不很清楚，茫然的信念使他怀着一种莫名的快乐。
胖乎乎，又高又大，对人友善，毫无成见，赤子之心，像美国电影里的金刚。
安德烈的世界一切都是确定的，他的出身、谱系都非常清楚。
他知道贵族的责任是什么，为了维护荣誉，要和拿破仑作战。
彼尔是什么都不确定的人，包括出身。
托尔斯泰对彼尔寄予的希望更大一些。
似乎宗教历史或者民间传说有一个共同之处：
凡是伟大的人，天地要给大使命的人，出身都很暧昧。
比如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耶稣生在马槽里。
彼尔的出生也有问题。他是莫斯科一位大公爵的私生子。
大公爵有无数私生子，但他只认彼尔一个，他把这个孩子送到法国去受教育。
法国是一个有着自由民主思想的国度，当彼尔再回到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怪物。
他的行为举止不合规矩，不通世故人情，更要命的是他崇拜拿破仑。
他的人生充满不确定因素，非婚生，在法国受教育，再回到俄国，突然之间成为富人，在非理性的遭际中改变着命运。
安德烈对事物拥有理性的判断，彼尔是感性的，有着对玄思的爱好。
安德烈很有行动能力，当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得很成功，彼尔是没有实际能力的人，生活在冥想里。
看看两个虚构人物和两个真实人物的关系。
我将他们组成两对关系，安德烈和库图佐夫、彼尔和拿破仑。
库图佐夫和拿破仑这两个历史真实人物的出现，是为开拓虚构世界的空间。
库图佐夫担负起了安德烈的命运转折的重任。
他有一种什么特质呢？
他懂得有一种东西比人的算计和意志更加强大，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库图佐夫有点像东方的哲人。
安德烈到库图佐夫那里报到时很积极，对这场战争充满热情，觉得是挽回皇权荣誉的伟大事业，在内心深处是期待以战争来激励日常生活中的颓唐。
结果，安德烈发现，战争不关乎荣誉，只关乎各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是一个名利场。
更使他感到很奇怪的，他的外交官朋友几乎把彼得堡的沙龙整个儿地搬到了战争的前方。
同样的喝酒、纵欲、谈女人，糜烂和腐化在这里照样上演，他寄予战争拯救的希望开始崩塌。
他在一场战役中负伤，突然发现世界上有一种感觉是疼痛，比什么样的占领和光荣更强大，更有覆盖性。
在安德烈的世界里，一切都井然有序，逻辑严密，都是可以推论的。
但安德烈体验到了无可控制的力量，思想得到了一个嬗变的机会，开始向着彼尔的“哲学想象”进发，这个嬗变以抑郁症为表现。
他对战争不关心了，对政治不关心了，保皇党、革命党都不干他的事，一心就在养育儿子。
当他在庄园里平凡度日的时候，和彼尔相遇过一次，这正是彼尔经历着思想上的蜕变的时刻。
与安德烈相反，彼尔处在激动兴奋的状态，昂扬情绪感染了安德烈。
这个时期，安德烈遇见娜塔莎。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寄予重托的女性。
她和彼尔出场都是不让安德烈消沉，他还没有走到终点，还要再受历练。
安德烈迅速爱上娜塔莎，对生活产生新的希望。
他觉得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抑郁症不治而愈，重新对战争、政治有了兴趣。
政治也呈现新面貌，因为拿破仑战争影响，俄国开始自省体制和制度，兴起改革。
可彼得堡照旧充满着庸俗的琐事，安德烈所寄热望的改革派发起者其实是在玩弄权术。
娜塔莎也背叛了他。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他的私人生活失败了，对战争的热情早已消退，真不知道拿什么救什么。
他又一次参战，受了重伤。
在伤痛和死亡跟前，他的名誉和受辱变得渺小，爱情和仇恨也不重要。
和娜塔莎的不期而遇自然令他欣喜，但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他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死亡。
死亡是一个需要“哲学想象”才能够处理的问题，对注重实际的安德烈是极大挑战。
让安德烈去经历死亡，这是托尔斯泰给的大任务。
将蹈入死亡的神秘国度时，他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所有的人和事，爱也罢，恨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所有的存在都融为总和。
就像彼尔的世界，一个抽象的世界，所有的具体性，都在这个总和当中模糊了差异。
所谓具体性，只不过是这个总和，随机分配到每一个人的世界里去，最终又汇总来了。
这个境界连作者都不了解，他用思索，也就是“哲学想象”进行描摹，将描摹的图景送给笔下的人物安德烈。
死亡这个最大的虚无终由安德烈走了进去。
拿破仑和彼尔也是一对。
拿破仑最早出场在大家的口传中、上层社会的沙龙里，贵族，尤其是贵夫人，谈到他的时候，心情很奇怪，夸张的厌恶和恐惧，并从中享受着某种刺激的快感。
他的力量和野心，迷惑着人们。
彼尔崇拜拿破仑，安德烈对拿破仑也心存敬意，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暗地里渴望成为拿破仑这样的人。
拿破仑，破落户出身的新皇帝，骄傲，粗野，却活力充沛，充满希望。
彼尔是拿破仑公然的崇拜者，一个异类。
可上层社会接受了这个异类，因为他得到了巨额遗产。
彼尔艰辛的思想历程开始了。
笨拙的彼尔从来没有被海伦放在眼里过，以她的肤浅远不能认识彼尔的价值，她依然过着交际花的生活，让彼尔蒙羞。
彼尔不明白生活怎么变得那么糟糕，莫名其妙地有了妻子，莫名其妙地妻子背叛他，再又莫名其妙地和妻子的情人决斗，一切都很低下，使他讨厌。
他离开莫斯科，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想离开这些远远的。
马车在夜间停在一个驿站——
驿站是特别会发生故事的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换马，歇息，素昧平生的人不期而遇，脱离生活常规的离奇的邂逅就发生了。
在驿站休息的时候，彼尔遇到一位共济会的长老，我觉得很像甘地。
托尔斯泰似乎内心趋向东方哲学，西方哲学的推论方法推不下去了，就会把希望寄托于东方神秘主义，比如库图佐夫的思想方式，安德烈临终前的状态，都有着东方哲学想象。
长老说，你的生活很杂乱，那么多过剩物质，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荒唐的行径，必须清理自己的生活，共济会可以帮你做到这些。
彼尔参加了共济会，好像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方向。
彼尔进入共济会好比安德烈进入战争，精神振奋。
很快，失望就来临了。
他发现共济会组织的阴暗面，最终被驱逐出教会。
他再次消沉下来，回到了和海伦的婚姻生活当中，抑郁症发作。
在思想历练途中，他们总是要患抑郁症，抑郁症其实是嬗变的前兆。
精神跋涉的旅程是相当漫长的，什么是幸福的答案，还很遥远，可正在接近它。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关系到安德烈，却对彼尔的生活起到推动作用：
那就是娜塔莎被海伦的哥哥诱惑，背叛了安德烈。
娜塔莎所以受诱惑，与爱情无关，有负气的成分，也有补偿的成分，更因为娜塔莎是那种反叛的女孩。
这次荒唐的行为及时被发现和制止，可她和安德烈的婚事也完了，严重伤了安德烈的心。
彼尔极其愤怒，和海伦决裂了，把财产留给海伦，脱离了这个家庭。
这时，法军和俄军在莫斯科近郊激战，库图佐夫作出大撤退的战略，拿破仑即将占领莫斯科。
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就要进入虚构人物彼尔的情节了，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开始呈现。
人性的戏剧，即将在历史的时空场景中上演。
这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令我感动的情节。
彼尔走回莫斯科，在长老的书房里度过整整两天足不出户的日子，我将它称为静修的两天。
这静修又有一个现实的名称，就是酝酿刺杀拿破仑。
彼尔变成了一个英雄主义者，就好像安德烈后来变成一个玄思者，这两个思想者就这样交汇着跋涉，走着现实和虚无的之字形路途。
法国军队逮捕了彼尔，成为战俘。
彼尔穿着破衬衫，一条士兵的裤子，农民的外衣和帽子，没有鞋子。
可他却很宁静，长老所说的过剩的物质全弃下了，生活变得极其单纯。
在此，我们又发现一个总量，罪与罚的总量，好比安德烈临终前觉悟到的爱和恨的总量。
这一个总量是天意，又由上天来分配在具体的人身上，这便是命运。
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个别的局部的命运后面的全体性。
托尔斯泰让这两个人分别履行思想的职责，什么是幸福？
安德烈在死亡中找寻，彼尔在活着里寻找。
安德烈安详满足地死去了，彼尔如何活着呢？
妻子海伦死了，彼尔和娜塔莎结婚了，如同民间故事里说的，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幸福生活其实是非常日常的，经营农庄，养育孩子，和谐的夫妻之道，不受穷，但也绝不过奢。
在这里，我看到了托尔斯泰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在《复活》里面也出现过。
当聂赫留朵夫跟随苦役犯走过西伯利亚的流放路途，最后去拜见西伯利亚要塞司令，在司令家中，他看到了一种和谐的生活。
司令一家都是性情和善的人，他的女儿请他上楼去看看刚生下的一对小儿女，看着婴儿酣甜的睡态，他非常感动。
经过受苦，他发现人道的生活就是这样简朴却不受罪，问心无愧，生活最好的境界就是这样的。
彼尔和娜塔莎结婚，生儿育女，养家活口。
但显然托尔斯泰还不满足，还有更宏大的理想，关乎全人类的，他给了彼尔一个任务。
时常地，彼尔会出远门，去彼得堡，娜塔莎以为是处理一些田庄上契约方面的事务，可彼尔的神情却显得很神秘，似乎和政治有关系，好像是在和十二月党人接触。
娜塔莎确实在安德烈和彼尔的思想变革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托尔斯泰总在女性身上赋予神圣的使命。
托尔斯泰笔下，女性是非常感性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热情的、生机勃勃的形象。
娜塔莎的热情具有建设的力量。她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汲取快乐。
抑郁症时期的安德烈，就是被她的快乐唤起了对生活的兴趣，又在彼尔混乱纷沓的思想中，呈现出单纯朴素的情感，由此引导走向生活的本义。
有一件事情我企图寻找答案。
就是为什么让娜塔莎犯错误。
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是有严肃社会意义的，娜塔莎则是一次真正的错误，好在托尔斯泰把她推到悬崖边上，又及时拉住了。
为什么要让她有这个污点呢？
大概因为托尔斯泰让她也成为一名罪人，再得到救赎，这才有资格拯救两个思想家。
让娜塔莎在我们共同的罪愆里面也承担有一点罪，然后再拯救她，就好像一次冶炼。
当安德烈遇见她的时候，她一派天然，纯真无邪。
而在彼尔的爱情里，她已经是个小罪人了，但这并没有贬抑她的价值，反而使彼尔更加尊敬她。
这不是指彼尔的宽容有更多的爱，而是说，娜塔莎的纯洁里已经有了理性。
她不单纯是个小女孩子，无来由地快乐，而是一个经历过生活的女性，好像在马槽里生下基督的圣母马利亚，是受过孕的处女。
对聂赫留朵夫的救赎，是由玛丝洛娃这个堕落女子来实现的。
这些戴罪的女性，就像折断翅膀的天使误入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