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一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一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作为同一个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黑格尔与康德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哲学史上最复杂的问题，至少也是一个难题。人们一方面将两者一同归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另一方面亦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很难理清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更有甚者如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们，他们不仅不把黑格尔看作康德的继承人，而且视之为康德哲学的叛徒。赖欣巴哈就认为，把黑格尔看作康德的继承者乃是对康德的严重误解，也是对黑格尔不当的过誉，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1]
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待康德与黑格尔已经不再坚持非扬此抑彼不可的激进态度，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他们对哲学的贡献和意义了，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难题。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康德的后继者尤其是黑格尔关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挑战是否做出了有效的回应，是否重蹈了前康德形而上学的覆辙？人们之所以扬康德而抑黑格尔，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康德与黑格尔同样试图重建形而上学，因而两者的形而上学旨趣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物自体或自在之物问题的回答是独断论的，因而在认识论上是无效的。我们将看到，虽然黑格尔对康德的回答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其独到的思路乃基于黑格尔超越一家一派的哲学史视角和宏大的形而上学立场，迄今为止无出其右。
康德的时代，其后继者们一方面奉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即理性与自由为圭臬，另一方面则认为康德哲学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其障碍就是自在之物。[2]人们往往认为黑格尔绕过了自在之物的问题，或者说，没有从认识论上正面回应康德的挑战，因而重新回到了独断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黑格尔也需要从认识论上消解康德的物自体，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尽管他意识到仅仅从认识论上不足以解决康德的问题。
黑格尔对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的批判是非常著名的，然而由于人们主要根据《逻辑学》和《哲学全书》来看待这一批判，所以看起来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对象的可知性似乎并没有做出认识论的证明，这就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总是难以逃脱独断论的嫌疑。的确，单纯的批判毕竟不是建设，由于康德是从认识论上来证明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是不可知的，因而如果黑格尔主张它们是可以认识的，他就必须也在认识论上有所交待。不然的话，他的批判就并没有在同一层面上正面回答康德的挑战，而任何人在康德之后若想重建形而上学都不可能回避这一挑战。我们以为，黑格尔并非没有正面回应康德的挑战，而且他的回答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切都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之中，只是由于他最终将认识论与本体论合而为一，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它的意义。
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内容过于庞杂，语言亦过于晦涩，这就使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它的主题。通常人们最看重的是该书的“序言”，而这篇序言显然主要是针对谢林的。然而与这篇在全书完成之后写就的、概括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则的“序言”相比，实际上该书的“导论”更切近它的原初意图。只有在这篇不长的“导论”中我们才了解到，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的意图——至少是“原初的意图”——是针对康德的，他的目的是从认识论上通过知识与对象之间的辩证运动来阐明自在之物的可知性。
众所周知，康德批判理性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在他看来，既然我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恰当的办法莫过于暂且将这项事业放一放，先来解决它作为一门科学究竟是否可能的问题，看看在理性中有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因此，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分析使哲学深入到了一切知识的逻辑根据这一“先验的”维度，他的“批判”当属“元哲学”或“元形而上学”的范畴。换言之，“批判”以及由此而成为可能的“先验哲学”在逻辑上应该是先于一切知识，当然也是先于形而上学的。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似可再作追问：如果“批判”在逻辑上在先，那么这一“在先”能否看作“绝对地”在先？这就是说，“批判”确保了一切知识的合理性，那么“批判”的合理性又是由什么来保证的？或者说，对“批判”是否也应该加以批判？这正是黑格尔的疑问，也是他回应康德挑战的入手之处。
康德的思路无疑是合理的：一切知识须以对理性的批判为其前提。问题是，“批判”本身是不是一种知识？即或不是知识而是一种考查理性和知识的“工具”，它仍然属于理性的范围，因而“批判”自己亦需接受批判，否则它就是独断的，经它批判的知识其合理性就仍然是可疑的。现在，康德的“批判”面临的正是这样的责难。由于他仅以“批判”作为工具来考查理性，这就使本属理性的“批判”站在了理性之外，故而难逃进一步的追问：“批判”是如何可能的？依黑格尔之见，康德的“批判”类似于使用某种确定的工具（批判）去考查某个确定的对象（理性），因而不仅工具本身尚未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归根到底只是一种静态的观点。
由此出发，自在之物当然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超出理性之外中存在着知识与对象的差别——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差别也就无所谓知识了，那么根据这一差别我们就可以比较和考查知识。由于知识是根据对象而形成的，因而在比较考查中双方若不相符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符合对象，但也正是由于知识与对象的相应关系，若知识改变了，对象亦必然随之一同改变：于是在意识的比较考查中，不仅知识改变为新的知识，对象也变成了新的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意识中原本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现在被意识到了，原本被认为是“自在的对象”现在成了“为意识的对象”。如此说来，批判便不再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意识根据自身中知识与对象的差别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实际上，认识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批判的运动过程。
黑格尔正是通过发生在意识中的知识与对象之间的辩证运动，将康德的“批判”改造成了意识（理性）的自我批判。在这种自我批判中，不仅知识经受着批判，对象也同样经受着批判，而且批判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消解了批判的非批判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消解了自在之物的自在性。在康德那里，批判是对理性的静态的结构分析，认识似乎是一次完成的，因而在知识与对象之外的东西当然不可能进入到意识之中来。而在黑格尔看来，批判不是我们站在认识之外进行的，而是认识自身的辩证运动，它是一种根据对象考查知识，根据知识考查对象的自我批判的矛盾运动。既然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那么新知识乃至新对象的出现就表明原本不为意识所知的东西现在被意识所知了，自在之物从而转化成了为意识之物，或者可以这样说，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在之物，一切都是可以被意识的。于是，黑格尔便从认识论上通过意识的辩证运动证明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3]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并非是站在康德哲学之外的单纯否定，它既是批判也是继承，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扬弃”，即通过将康德的“批判”改造成为“自我批判”的方式来克服其不可知论的结论。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自我批判不在认识之外，其实就是认识自身的矛盾运动，他在《小逻辑》中就将这种矛盾运动称为“辩证法”：考察思维形式已经是一种认识过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的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对于思维形式的本质及其整个的发展加以考察。思维形式既是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对象自身的活动。
因此可以说，这乃是思维形式考察思维形式自身，故必须由其自身去规定其自身的限度，并揭示其自身的缺陷”，这种思想活动便叫做思想的“矛盾发展”即“辩证法”（Dialektik）[4]。就黑格尔对康德之“批判”的改造而论，应该说通常那种以为康德哲学是批判的而黑格尔哲学是独断的观念的确有失公允。如前所述，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而黑格尔（包括此前的费希特和谢林）则是通过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解决自在之物的难题。
虽然黑格尔试图从认识论上回应康德的问题，然而他也意识到，仅仅在认识论范围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自在之物的问题的，因为认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主体的立场，由此出发不可能走出二元论的困境，因而黑格尔致力于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的角度回应康德问题。或者说，黑格尔试图把认识论的视野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认识的辩证运动。在他看来，发生在认识之中的知识与对象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不仅是主观性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样也是本体论的问题。这就是说，知识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发生在实体之外的主体自身的问题，它意味着实体亦与其自身处于矛盾之中。
近代哲学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将知识看作是主体内部的事情，将外部世界看作是站在主体之外的对象，黑格尔则试图超越这种二元论，从统一性的角度理解知识与对象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在意识中发生于自我与作为自我的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同一性，就是它们两者的差别，一般的否定性。我们可以把否定性视为两者共同的缺陷，但它实在是两者的灵魂或推动者。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有些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推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lbst）。——如果这个否定性首先只表现为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对它自己的不同一性。看起来似乎是在实体之外进行的，似乎是一种指向着实体的活动，事实上就是实体自己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
当实体已完全表明其自己即是主体的时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体存在与它的本质同一了，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自己的对象，而知识与真实性之间的直接性和分裂性所具有的那种抽象因素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是被绝对中介了，成了实体性的内容，它同样是自我的财产，是自身性的，或者说，就是概念”[5]。由于在我们的认识中发生的知识与对象之间的矛盾，表明这个世界本身还处于不统一、不和谐的状态，因而认识的辩证运动就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当认识扬弃了自在之物而达到了自身统一的时候，通过它的活动亦使世界本身达到了和谐和统一。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展示的就是这个过程，它通过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表现了绝对自身通过人类精神而成为现实，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归根结底乃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因为人类精神就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或“代言人”，它所履行的乃是绝对精神赋予它的任务。
通常我们认为康德哲学是批判的，而黑格尔哲学则是独断的。其实黑格尔哲学也讲批判，他的《精神现象学》就类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只不过《精神现象学》是把人类精神的一切认识活动都纳入了其中的某种理性的“自我批判”罢了。
当然，人们之所以扬康德而抑黑格尔并非没有道理。尽管康德亦以重建形而上学为己任，但是作为有史以来最谨慎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不是关于世界自身的体系，而只是“纯粹理性的体系”。黑格尔则试图冲破康德的限制，把这个纯粹理性的体系放大为关于宇宙万物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秉承的是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并且使之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充分的展现。就西方哲学而论，哲学思考的发生乃基于宇宙自身之合理性的信念。
近代哲学从主体性的原则出发导致了二元论的结果，对古代哲学的信念提出了质疑，而黑格尔则试图恢复古代哲学的信念，并且为之提供哲学的证明。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倘若宇宙是一个合理的、有规律的、有统一的基础和根据的整体，那么作为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的人类精神其认识活动不仅仅属于认识论，也属于本体论。就此而论，人类精神对宇宙的认识作为宇宙自我实现的目的原本就潜在地蕴涵于宇宙自身之中，或者说，人类精神对宇宙的认识也就是宇宙的自我认识。于是，黑格尔需要证明的就是：“实体即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