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存在不同价值观的＂两拨人＂
法新 自由撰稿人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政策导向多变的时代，你的价值观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每个人都难判断自己属于文章中的哪拨人。走自己的路，无惧风雨。但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题记
（一）
“文革”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左派”与“右派”之区分。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基本相同，都希望拨乱反正，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赞成改革开放，支持发展经济，促进民生发展。
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生活有较大改善，中国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四年前发生的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发了明显变化，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观念的价值判断。不同观念之价值判断大致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观念上差异的“两拨人”。一拨人的思想观念是与政府的价值取向保持高度一致，政府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一拨人也就支持之！反对之！我把这拨人简称＂市民之国人＂。另一拨人的思想观念没有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而是有独立思考，有取舍地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价值取向。我把这拨人简称＂公民之国人＂。
文章用“市民之国人” 和“公民之国人”的称谓，这是因为市民属于传统称谓，反映出来服从政府的特点。公民属于法治社会的称谓，反映出来敢于批评政府工作不足的特点。
（思想者塑像）
当下的＂两拨人＂的划分与“文革”时期的“左派”、“右派”的划分是不相同的。“文革”时期的“左派”与“右派”是敌对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当下的＂市民之国人＂与＂公民之国人＂只是对某事物的看法上的不同，而且有时会发生转变。虽然＂两拨人＂不是敌对关系，但是＂两拨人＂由于价值观不同，从内心深处是很难走在一起。
（二）
我国存在的不同思想观念的＂两拨人＂，通过对以下事件不同的价值判断就很容易加以区分，例如，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中美关系、台湾统一问题等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知道其属于哪拨的人。
关于俄乌战争问题。“市民之国人”是支持俄罗斯的。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自卫，不是侵略。理由之一，认为乌克兰原隶属俄罗斯。泽连斯基任乌克兰总统后，竭力倾向与西方结盟，极力主张加入欧盟。这样会给俄罗斯的边境线造成威胁和不安全。普京的军事行动是防范于未然，是正义的。理由之二，认为俄罗斯是为中国人在抵御西方各国的霸权，一旦俄罗斯倒下了，中国人将孤身面对西方势力，将处于危险困境之中。
“公民之国人”则是支持乌克兰。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属于侵略行为。理由之一，他们认为，虽然乌克兰过去属于俄罗斯，但是乌克兰已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且已经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事实。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受到他国的武装入侵，就是侵略行为。这正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是以东亚共荣为口号而对我国领土实施侵略的，其二者行为性质是一样的。同时，他们也不认同俄罗斯是在为中国人对抗西方国家势力的说法。他们认为，纵观历史，俄罗斯不仅侵占了我国大量的国土，而且俄罗斯从来没有把中国人视为真正盟友。俄罗斯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俄罗斯自身利益而作出的选择。目前，俄罗斯之所以与我国交好，是因为俄罗斯正处于内外交困时期，需要我国声援和资源。
关于以哈冲突问题。“市民之国人”是支持哈马斯组织的，认为以色列长期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导致巴勒斯坦人民颠沛流离，无法成立独立国家。哈马斯组织袭击以色列的武力行动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行为。“市民之国人”是将哈马斯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等同起来。
“公民之国人”认为，以巴之间已经签订有领土协议，双方共存多年。此次冲突是哈马斯实施恐怖行动而导致的。以色列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是自卫行为，其反击是针对哈马斯恐怖组织而不是针对巴勒斯坦民众。“公民之国人”将哈马斯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区分开来。当然，关于以哈冲突问题，比俄乌战争问题复杂，所以就此问题的看法，与俄乌战争问题的看法会存在转换，即曾经支援俄罗斯的人，可能会支持以色列，反对俄罗斯的人，可能会支持哈马斯。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市民之国人”的观念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好坏而发生变化的。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市民之国人”不反美，当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市民之国人”坚决反美，甚至连使用美国电子产品也是一种过错。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南，他说的一句名言是，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当中美关系恶化时，他把反美作为工作，当作获得有收益的流量来对待。他把赚到的钱又到他口口声声反对的美国去购房去居住，去享受美国的自由。当中美关系改善的时候，他说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
“公民之国人”的观念是认同西方法治文化、司法制度与权力制衡的运行机制。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他们多介绍西方的法治文明、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当中美关系陷入了紧张局势时，他们依然崇尚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并没有因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价值观的判断。
关于台湾统一问题上，“市民之国人”多主张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公民之国人”多主张非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等等。
（三）
不同价值观的“两拨人”的形成，是从2020年武汉疫情封城开始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面对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市实施封城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中国人的两种不同价值判断的人群产生。
（永居和公民）
武汉封城事件，引发了“两拨人”的价值观对垒。第一拨人是对我国政府在武汉封城、疫情防rp采取紧急救援措施表示充分肯定，包括快速建造雷神山隔离中心，各省派白衣天使对口支援湖北省各地市的抗击疫情的措施，都给予充分肯定。这些国人看到政府采取有效的抗击疫情措施的同时，也不允许其他国人针对武汉封城过程中存在工作之不足提出的质问或担忧。这就是“市民之国人”群体的形成。
由于武汉封城，许多国人希望具体了解武汉市区内的疫情情况，这些人通过作家方芳日记了解到武汉封城的具体情况，对作家方芳日记内容表示赞同与理解。这些人多是现在的“公民之国人”的群体。
简单地说，武汉封城期间，“市民之国人”看到的全部是政府积极的抗击疫情的措施，反对他人批评政府抗击疫情存在的不足。凡是批评政府抗击疫情存在不足的人都被他们认为是给政府抹黑之人，甚至是给西方势力递刀子之人。而与“市民之国人”不同的“公民之国人”群体，似乎对政府抗击疫情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他们希望政府工作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称赞政府积极有效措施的同时，会认真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
随着抗击疫情的情势变化，“两拨人”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发生在2022年的“动态清零”的严厉防疫手段所带来的民生困难，导致一些原来是“市民之国人”的思想者转变为“公民之国人”的思想者，他们从原来竭力称赞政府防控疫情措施，转而批评政府防控措施的不足。这说明“两拨人”的价值判断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四）
不同价值观的“两拨人”形成的原因分析。
“市民之国人” 思想观念形成，是受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忠君思想”和“政府是父母官”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忠君思想是我国千年来礼制的核心内容。礼是周朝以来约束国人行为的重要规范，明确了人伦秩序，使人们不敢轻易僭越。这种人伦秩序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市民之国人”的深层次的意识是奉行这样的礼制来行事，坚决拥护并支持政府的主张，即与政府保护高度一致思想观念。特别是在当下，我国法治没有建立，礼制依然起作用的时代，忠君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例如“市民之国人”就展示出服从政府为首要义务，成为臣民式的良民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因此消除忠君思想影响后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政府是父母官的说法，也是“君为臣纲”的翻版。政府是父母官，就包含着政府是爱民的，政府的言行绝对是善良的，是为民众着想的。政府的喜爱就代表民众的喜爱。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谚语，“楚王好细腰，民女多饿死。”君王的喜好就是民众的所求。
（法治社会是理想之社会）
“公民之国人”的思想形成，是受现代法治理念的影响。在我国倡导现代法治思想，首先要抛弃礼制观念，让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抛弃礼制，重要的是要抛弃忠君思想，放弃政府是父母官的传统文化。要树立“王在法下”的法治理念，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法。放弃政府是父母官的传统文化，树立政府只是公民的代言人，是接受公民委托而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政府及其部门都是公民的雇佣之人，是民众的公仆，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总之，现代法治理念，是通过贯彻宪政理念来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其核心内容是在于提供一个以完善立法的契约模式，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尊严、安全和有序的社会环境。我们不能采取完全赞成政府价值取向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管理模式。别的不说，“文革”之动乱，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失误，就是政府价值取向错误造成的。
不同价值观的＂两拨人＂归纳不一定准确，但是客观上是存在这样现象的。文章用“市民之国人” 和“公民之国人”的称谓，代表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是否妥当，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忠君思想是完全不相同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不是可以做为我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呢？
2024年3月2日于潭城民主南路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