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寅恪一生挚友
是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的授业恩师
是与《新青年》相抗衡的《学衡》杂志总编
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
促成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他是白璧德的弟子
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他就是吴宓先生
上面这幅油画出自陈丹青之手。画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文章，了解这位相对而言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学大师——吴宓。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20日生。
吴宓还有一个身份，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就是去年孙俪主演的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那个主角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吴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吴宓对“吴陀曼”这个名字很不满意，随手拿出一本《康熙字典》，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可惜他的一生并不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次年，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5月，吴宓应好友梅光迪之邀，回南高师任教，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四门课程。其中，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主编《学衡》杂志
教书育人外，吴宓在东南大学从事的另一大业，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业，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学衡》杂志社于1921年10月创立，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诒徵为《发刊辞》执笔人。
吴宓在杂志上自署“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的确，《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发文最多，尤其是中后期，杂志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奋力支撑，“总编辑”一职当之无愧。
《学衡》从白璧德以“人的原则”为最高原则的“人文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
▲《学衡》杂志
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则斥之“顽固”“保守”“反动”。
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
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
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
因此，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同属现代主义者，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只不过新青年派更激进，学衡派更稳健。
▲吴宓及刊载于《学衡》上的杂志宗旨
站在今天回顾，学衡派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学理之正确更不待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我们应该庆幸，在当年一边喊杀声中，至少有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发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民族之光，文化之幸。
“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对于吴宓，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学衡》杂志，而是他的情史——与毛彦文的感情纠葛。
毛彦文是吴宓好友朱君毅未婚妻、妻子陈心一同学，朱君毅突然移情别恋后，很伤心的毛彦文请吴宓说和。
吴宓说着说着，不但没说和成，反把自己搭了进去，爱上了毛彦文。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吴宓索性与陈心一离婚，放手来追毛彦文。
▲吴宓与毛彦文
世人对吴宓的离婚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不为所动，眼里只有毛彦文，可惜毛彦文最终还是嫁给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
吴宓为此一连写了38首情诗，其中有一首公开发表的《吴宓先生之烦恼》写道：“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此诗发表后，引起舆论哗然，金岳霖对吴宓劝说道：“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闻之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可怜的金岳霖也感觉自己话不太对，但不知如何解释，只好站着听吴宓骂了半天。
三年后，熊希龄去世，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写了很多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些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吴宓痛苦地在日记中写道：“宓对彦文之深爱，及情感之缠绵牵缚，实极真切，今生无两。有不容磨灭者。”
▲《吴宓日记》
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还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
六十多岁时，吴宓曾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可见他的痴情。
“吴宓苦爱毛彦文”，充分说明了吴宓本质上是个浪漫的诗人，虽号雨僧，有心向佛，但终看不破红尘；虽名学者，捍卫道德，但终不能“克己复礼”。
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
如今人们都在怀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辉煌，殊不知当时研究院主任正是吴宓，是吴宓把导师一个个恭请来的。
吴宓为请王国维，不惜先行三拜如仪大礼，让本不愿意去清华的王国维深受感动，接下聘书。
▲王国维
吴宓还独具慧眼地将一无博士学位、二无著作的陈寅恪请到了清华，让陈寅恪一生事业有了很高起点。
冯友兰对此说道：“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
后因与清华某些高层意见不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一边继续办《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一边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使得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一流系科。
吴宓曾自言，他的得意学生有“龙”“虎”“豹”三位，分别是钱锺书、曹禺、李健吾。
其中，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锺书
但钱锺书年少轻狂，不太把吴宓放在眼里。吴宓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钱锺书 ：“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吴宓治学严谨，备课充分，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密密麻麻的纸条，并必早到教室十分钟，回答学生问题热情耐心，批改学生作业认真细心。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治学刻苦。
课余，吴宓常和学生一起散步漫谈，常邀学生到家中做客，并常借钱给学生或直接资助。吴宓对女生更是青睐、关爱。他曾在课堂上引用贾宝玉的话，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吴宓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逗得全班同学大笑。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
吴宓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十余载，曾于1941年同“哈佛三杰”中的另外两位两杰陈寅恪、汤用彤一起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并曾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49年，吴宓原本也有机会去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安排专人相邀，软硬兼施地把吴宓塞进汽车带到宾馆，准备第二天飞往台北。结果，吴宓半夜谎称去厕所，偷偷溜了出来。
▲傅斯年
1949年后，吴宓虽然也有心进步，将珍藏的一千多册书捐献给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自愿将学校原定的“一级教授”改为“二级教授”。但他终究逃不脱“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吴宓曾言：“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确做到了！
▲晚年的吴宓
状况好时，吴宓也会心有不甘。一日，他与妹闲谈，听说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宓于是急切言道：“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78年1月17日，苦行了一辈子的“苦行僧”吴宓走到了生命尽头，“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吴宓一生“殉情殉道”，虽结局黯淡，但经历足够精彩，生命足够充实。
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文/杨绛
钱锺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锺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锺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上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锺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地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锺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锺书，还附上短信，说锺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锺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锺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还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锺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
锺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竟还是朋友；锺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一九九三年春，锺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锺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它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锺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锺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
锺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六十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作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
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