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方文化借“科学”“理性”之名传入中国，令中国传统文化倍感窘迫，正如汪海鹰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及启示》一文中所说，“中华民族从过去的自信十足逐步转变为丧失自信，中华民族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文化比重的严重失衡之势，直至今日尚未根本扭转。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如何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当下愈显紧迫。楼宇烈教授写就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一书，从解读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一视角出发，深刻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科技文化的纠治之用，为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树立提供了有力依据。
一、中国文化的人文性
“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是与“天文”一词对举标榜的。“天文”一般专指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与一般规律，而“人文”则指向世人参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运转法则。相对于模糊存在、难以捉摸并常常以“道”“常”为指称的“天文”，“人文”往往显得更有脉可循、有章可据。具体而言，“‘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这一社会文明价值体系中，人的道德被置于最高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这种人文道德精神，在核心观念上以儒家所倡言的“仁”和“仁爱”为核心理念；在具体形式上以礼乐教化为基本表征，其中的“礼”更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
“仁”和“仁爱”的思想，既为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核心要义，也为中国文化人文性的价值理想所在。“仁”涵盖了人与人、物与我之间的情感相通，其以社会普遍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为价值追求，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孝悌之心、友爱之情，向外层层推广开来，推及邻人乃至推及陌生人，从而使整个社会通过人的道德行为实现和谐状态。郭齐勇教授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指出：“‘仁’不仅是社会的道德标准与规范，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性、道德命令、道德是非判断、道德情感、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礼在传统中国作为一种自然法、习惯法而存在，它注重的是人在生活中自然地养成习惯，自愿自觉地去执行礼的要求，以求将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到和谐的秩序中。而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则为礼仪社会的终极归宿。所以，礼的内在精神仍然是“仁”，其目的在于人文道德精神的养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可以说，“礼乐形式的背后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在外部的天人关系上，人文并非与天文隔绝而存，而是通过道德与其紧密相连。“天人合一”，其实质为“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楼宇烈教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指出：“人与天命之天‘合一’的核心是‘疾敬德’。”这种配天之“德”，根源于人性、人意。“‘人意’是‘天命’的实在根据，‘天命’则是体现‘人意’的一种礼仪文饰。”上天赋予积极的道德意义，并主动把人的道德与天匹配起来，用天道鞭策自己，彰显出浓郁的人文色彩。
与“天人合德”天人关系构建的交互性相一致，天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也表现为双向和谐，并不偏执于一端。一方面，人不能成为天命的奴隶，不能受外在力量、命运的支配，而要将自身道德的提升视作最根本的依据。这就肯定了人文道德的积极主动性。“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正是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肯定，使得人文精神愈显浓郁。另一方面，其又主张在天人合一中顺从自然，顺从事物发展的本然规律与状态，强调人的行为与活动不违天时，应按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进行人类活动。“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等可为典型代表。即便如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也恰恰以“制天命”这一不违天时的理性认知为基本前提。所以，人只有顺从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去做，才能掌握天时地财，厚用万物。大禹治水之所以能作为经典性的文化记忆被世代称誉，就在于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了有为与无为在顺从自然原则中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人文精神以“民胞物与”的情怀看待具体事物，也一并将其赋予一种人文性的道德色彩。“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除去天地二物外，其他诸如水、竹等也都能被赋予“上善”“有节”等积极的道德人文意义。不拘泥于具体物用，而是赋予其积极的道德价值，这是中国文化人文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人本主义在西方的异化及其问题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受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决定人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而非外在的“天命”或“神意”，人更不能成为后者的奴隶。这种以人为本、“上薄拜神教”的人文精神，通过十六世纪以来来华传教士的东学西渐，成为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正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指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启蒙运动时期，人本主义思潮在冲破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精神桎梏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开辟出西方近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步前进。然而，随着“神”的偶像地位被打破，与之而来的，则是“人”这一新式偶像的树立。“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了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打倒神的过程中，人文精神在与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绾合后，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强势上位，并最终取代“神”成为新的权威性存在。这一人类中心主义以“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为理念口号，以自然科学、高新技术为工具支撑，以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征服与过多索取为唯一目的，最终在使人本主义萎靡不振的同时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首先，在生态环境方面，人类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界进行过度的物质攫取，对人类生存其中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骤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正源于只图索取、不计后果的人类中心主义。“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无所不能，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思想本身是人类异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自然，成为人本主义异化物——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先牺牲者。
其次，在社会生活上，科技文化在造就物质发展的同时，也以经济发展规律来建构整个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提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用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这是由于科技、人文的比例失衡引起的。”“以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文价值失落的表现。”这就造成只讲权利不讲义务、重物质回报而轻精神回报或者为自身功利才正谊明道等一系列偏颇狭隘行为。其实，人文价值的追求，绝不能以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予以衡量。
再者，在人类自身主体性上，人类对科技、物质的过度贪恋，逐渐使人类自身异化为科技、物质的奴隶。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不单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成为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力量。人类正不断沦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高科技奴隶，个人、社会甚至国家也正面临丧失自我与个性的危险。这一问题已成为当今整个世界的重要危机之一。当然，“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其责任并不在科技发展本身，而在于发展科技的人，在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借“科学”之势东来时，就有眼光深邃者指出西方科技文化的根本问题。瞿秋白在《东方杂志》上发文指出：“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权威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尤其只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上，而不肯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人本来想更主动，结果却变得更被动，这种异化的结果其实是人的主体性丧失。科技压倒人文、物质反蚀人性的异化窘境，势必需要苦口良药予以匡扶矫正。
三、人文精神与当下中国的文化自信
科学将人类自身的经验无情地抹去，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把人类孤独地留在冷漠而毫无意义的宇宙之中。科学揭示的是没有时间、没有人性的宇宙。”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已反复证明，要克服、摆脱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与人类中心主义，单靠科技的发展进步是无能为力的，而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则恰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选择。正如楼宇烈教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所言：“现在亟须重振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而抛弃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等思想。”而且，正确阐释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当下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任务。
首先，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或自然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要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做天地万物的主宰，而要虚心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这就保证了中国的人本主义不会在“科学万能”“科学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其次，以中国的人文精神看待世间万物，就不会局限于物用多寡的贪恋上，而是更注重在厚用万物时将道德价值作为优先性的考虑，从而免于对物用的单纯索取。这种不为物累、勿为物役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儒教、道教、佛教中可谓俯拾即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对当下“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具有纠弊之效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人文精神，理应成为当下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正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指出的，当今东西方思想家皆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所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如果放弃了我们文化的这种特质，去跟着其他国家的科学特质走，中华文化的优势永远无法形成”。
在强调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或者说自由、平等、民主）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未能开出现代民主从而屡遭激进知识分子批判甚至否定的现象，楼宇烈教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同情地指出：“在当时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近代工商资本社会所具有的民主思想观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我们抛弃自身传统进而一味倒向西方的借口，因为“西方社会结合了西方传统和中国人本主义思想，创造了现在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吸收西方文化里的优秀资源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平等”，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可为近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借鉴和启发的东西，相反，它已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生成产生了某种启发作用，因而，只要今人选择和诠释得当，也必将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健全产生良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因此，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应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而不是菲薄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所以，对以人文精神为要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予以了解和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成为当下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交流，进而借鉴、吸纳其优秀资源的先决条件。正如楼宇烈教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所指出的：“当下我们需要热情大胆地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建立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这才是迫切需要做的。所谓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就是对传统的认同、尊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自信，我们才有可能平等地跟其他的文化比较、交流，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和其他文化的长处，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