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谌旭彬
由陈寿六案开始，朱元璋通过户户皆须恭读收藏的《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将“发动群众抓捕害民者”这一运动，一步步从抓胥吏扩大为抓官员、抓富民，最后终于走到了明帝国人人皆危的程度。
这种人人皆危，见于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三编》中讲述的几个案例。
案例一。归安县有一个叫作杨旺二的百姓，趁里长攒造文册之际，将协助其工作的良民文阿华和甲首盛秀二给抓了起来，“绑缚拿至安吉县地面，私自监禁一月，百般欺诈银钞等物”，意思是若不给钱便要将二人当成害民者送往京城。敲诈得手后，杨旺二担心东窗事发，未遵守承诺，反仍将二人绑缚进京。朱元璋的判决是：“如此排陷小民，肆奸玩法，枭令示众。”
案例二。安吉县有个佃户名叫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六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被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当作害民豪户给绑了起来，“骗要本人黄牛一只，猪一口，宰请众人饮吃。又行虚勒要潘俊二已收田租并不曾骗要牛只文书三纸，然后将潘俊二绑缚前来”，先是向潘俊二勒索黄牛、肥猪各一头，然后又逼着潘写下已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黄牛等三张文书，最后，金方大摇大摆地将潘俊二绑到了京城。
案例三。乌程县有百姓余仁三等十九人，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等人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等人非但不想着还粮，反嗔怪游茂玉不该前来讨取，并纠结“顽民一百余人”去到游茂玉家，将其房屋门户全部打碎。游茂玉见势不妙逃走，余仁三等人便从他家中搜出“原借米文约”，把这些欠条全还给当事人。众人还从游茂玉家的箱笼里抢走了四十五两银子和七十五贯银钞，又以赛神的名义宰杀了游茂玉家两只山羊。最后，众人搜出游茂玉，将其当作“豪民”绑缚进京，控告他向官府“买免”差役。朱元璋的判决是：“如此凶顽，除将余仁三、闵益、严三保等枭令示众，其余各人发化外充军，家下人口，迁发化外。”
案例四。归安县有百姓慎右三等人，明知本地的许福三、张胜四两人是“民害”，应该将其直接绑缚进京。结果，绑是绑了，慎右三等人的目的，却不是押送许福三与张胜四进京，而是借机向他们勒索财物。后来，许福三等找到机会逃走，慎右三等人便将许福三家的房屋门户毁坏，将其家中的鸡鹅羊酒全部“私宰群饮”。最后还将许福三等搜寻出来，再次绑缚进京。走到上元县土桥这个地方，勒索再次启动，众人逼着许福三写一张“借米四十七石”的欠条，好处是将他的罪名降一级，从“民害”变成“帮虎”（即帮闲在官的市井之徒），只是从犯的话，便不会被枭首抄家。走到南京城的通济门外，众人又想出一计，既然手上有许福三与张胜四两人，不如分成两起案子上告，这样便可依据《大诰》的规定拿到两份朝廷的赏赐。朱元璋对此案的判决是：“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于化外。”
案例五。归安县有百姓名叫戴兴四，因为他没有缴纳秋粮，当地的里长陈胜佑雇请了一位名叫丘华一的农民，前往戴兴四家里催取，结果反被戴兴四给抓了起来，当成“帮虎”绑送入京。对于此案，朱元璋的判决是：“免死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扎，人口迁于化外 ”。
案例六。处州松阳县有百姓名叫杨均育，与同县之人叶惟宗有仇。为了陷害仇人，他假冒叶惟宗的姓名写了一封状子，到京城举报叶惟宗的兄长叶允名是“积年老吏”，举报其弟叶允槐是“逃军”。法司接了状子后，杨均育便藏了起来，官府只好派人去松阳县将叶惟宗抓入京城。事情真相搞明白后，杨均育被搜了出来，凌迟处死。
朱元璋没有具体讲他怎样识破杨旺二、金方、余仁三、慎右三与戴兴四等人的诡计与诬告（戴兴四案仅提及“被通政司审出前情”），但能让“群众抓捕害民者”运动的发起者意识到运动已经走向了失控，并将诸多失控案例当成反面教训写入《御制大诰三编》，便已意味着这类以勒索、报复为目的的诬告，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仅归安县便有三桩此类案子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可想而知，在朱元璋的“英明”不及之处，还有更多的杨旺二、金方和余仁三们在活动。
此类案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发生在嘉定县的“沈显二案”。
据朱元璋的叙述，此案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嘉定县有百姓名叫沈显二，他与邻居周官二合作，将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耆宿”（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钞一十五贯，绸一匹，银钗银镯等物”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顾匡回家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既然可以被沈显二绑缚送京一次，便可以被张显二、刘显二绑缚送京第二次、第三次。最后，“畏惧再后事发，亲自赴京出首”，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自行前去京城自首，希望以此来保住性命逃脱一死。曹贵五得到消息后，也是吓得不轻，觉得“我系劝和人，必相连累”，自己做了中间人劝顾匡拿钱给沈显二消灾，顾匡去自首必然要牵出自己。于是，曹贵五也决定与顾匡一同前去京城自首。周官二得到消息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自首队伍。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星夜赶路，终于在淳化镇追上。沈显二向三人提出也要加入自首的行列，结果却被顾、周、曹三人给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一路同行，已结成了小团体。他们决定把沈显二当作“骗人财物”的害民者押往京城。
事情还没完。四个人进了京城，将押解“害民豪强”报告递了上去，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掉了。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者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官二、曹贵五二人私下计议，又将里长顾匡给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报告里说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被绑起来成了害民者，于是审问周、曹二人究竟怎么回事。周官二只好说出实情：“顾匡本是我每原拿的人，沈显二受财脱放，我等各人畏惧事发，一同赴京出首。不期沈显二续后赶来，我等一见沈显二到，却将沈显二作骗人财物绑缚前来，故意隐下前情。今沈显二杻脱在逃，我等又将原拿顾匡绑缚首告。”最后，朱元璋的判决是：这四个人实在是“奸顽”到了极点，他们的种种计谋“寻常语言说出来，人也早晚不能晓解其计”，狡诈到了捉摸不透的程度，“四人皆枭令示众，籍没其家”。
朱元璋关心的是“奸顽”。但对沈显二等人来说，驱动他们在整个案子中做出种种“奸顽”举动的，正是朱元璋一手打造的“群众抓捕害民者运动”所带来的巨大恐惧。在朱元璋的鼓励下，所有的官员、胥吏、富民、细民，都可以是被抓捕的对象——官员下乡可以抓，胥吏必定是害民者，富民可以被打成“豪民”，细民也可以是“帮虎”。只要有矛盾、有冲突、有积怨、有欲望，“豪民”“帮虎”这类帽子便可以满天飞。毕竟，“明察秋毫”的朱元璋只有一个——事实上他并不在乎某个具体案件的真相，他在意的是运动的趋势在往哪个方向走；负责审讯被绑缚者的通政司的力量也很有限——事实上通政司处理案件的尺度，主要是依据朱元璋的政治需要，而非案件本身的真相。
这场“群众抓捕害民者”运动，没有将明帝国变成一个朗朗乾坤。相反， 它以制度的形式，不断催生着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些部分。结果便是每个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危机四伏，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提防他人。除了朱元璋，没有人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