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生
能够长期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足见儒家学派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这种魅力和价值，即使放到今天，也并未完全过时。儒家的内核“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民族基因里。
在道德修养方面，我几乎完全认同儒家思想。即使在今天，我也认同儒家作为我国世俗宗教的地位。就此而言，我是儒家的精神后裔。
但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伟大的学说一样，儒家学说也有很多局限。这些局限所造成的影响，亦如其积极影响一样广泛而深远。
如今儒家的许多局限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比如对妇女事实上的歧视，如今已得到根本改观。而有些局限，则依然在阻碍今日中国之发展，比如人情社会下人治对法治的阻碍，礼教导致的道貌岸然，三纲五常导致的人上人的追求，等等。
这些局限我们还可以指出很多，要说其中贻害最大的，则非官本位思想莫属了。直到今天，官本位思想依然在荼毒社会。当官，即意味着你有特权。有了特权，权力、金钱、美女都不在话下。这就难怪作家莫言调侃说，当官依然是当今中国第一等职业。话虽调侃，却也是实情。看看“考公热”，哪种职业有如此吃香？古人考个秀才并不太当回事，今人考个基层公务员，就好像人生实现了跃迁。
造成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儒家，这也是儒家政治化最大的污点。
之所说是最大污点，是因为它后来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在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后，儒家自身也被矮化、被阉割了。而被矮化被阉割的儒家学说，日益成为愚民工具；在政治斗争中，甚至成为整人的工具，“文字狱”即是典型表现。
今人讨厌儒家学说，往往不是因为儒家学说本身，而是因为它的官方哲学性质（也就是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痛苦的记忆让我们明白，所谓官方，往往意味着表面的仁义道德与实际的苛刻管制。儒家学说既然成了统治者举的旗，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伪善的性质。
这个污点，部分要归咎于统治者，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儒家自身。
如果真有什么历史的审判的话，孔夫子就难辞其咎。孔子救世治世的思想，本质是主张君主专制。这样说并没有冤枉他，孔子心中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像尧、舜、禹、汤、文、周公这样的“圣人”。“外圣内王”是儒家一直推崇的治世典范。不过这倒无可厚非。那时，法家、道家，甚至墨家也无不主张君主专制。雅典的柏拉图，也极力证明“哲学王”是最佳统治者。所以光主张开明专制不是问题，主张精英治国也不是问题。孔子救世治世思想比较致命的问题在于，它过于重视政治的管理功能。他把得救之道寄托在政治上。在今天，孔子这样的人就是政治至上主义者，具有极权的性质。在他眼里，宗教、艺术、道德等一切都是统治工具，一切都被纳入教化范畴。
连听个音乐也要考虑政治影响，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太无趣了？
当夫子把政治看得高于一切，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会积极入世了。而所谓积极入世，对儒家来说就是积极入仕。所谓积极入仕，就是积极寻找统治者重用自己的地方。结果是，“学而优则仕”，文化精英都以做官为最后旨归。
不用怀疑，这份入仕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果却是极其灾难性的。
其灾难之一是，儒家自己被官方哲学的地位缚了手脚，失去了活力和创造力。一方面被统治者“捧杀”，一方面又被统计者玩弄，这种处境，难怪儒家学子爱把自己比喻成“青楼艺伎”。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作为圣门正统，囊括了社会主流精英，这就意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人阶层光耀门楣的人间正道。其后，整个文化阶层都趋之若鹜。秦以后，学子做得最多的就是迎合统治者。由此可见得，汉朝的怀柔统治委实比秦的严刑峻法高明。这是帝王术的进化，却是社会的退化。这是儒学官方化的带给社会的一大灾难。
儒家一直以国师自居，这情形就如“齐天大圣”的称号之于孙悟空，名头很大，倍有面子，但就是张空头支票。
早期，皇帝专权和中央集权没那么强大时，儒家所代表的士人阶层还有点“士可杀不可辱”的骨气，后来，文人渐渐被皇权打断骨头，偶有几个死忠死谏，也不过是皇恩下的忠臣烈士。
不得不匍匐在帝王膝下，这几乎是所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污点。
且不说贾谊、杜甫、韩愈、陆游这些忠君爱国之士，就是像李白这样的“谪仙人”，也何曾超脱于帝王政治？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似不屑于权贵，实质是不得志于权贵后的“精神胜利法”。李白寻仙求道大半辈子，还是按奈不住出来为永亡起兵造反站台背书，足见其也是“假道学”。
李白或许从不觉得自己是儒家，但他的行动，却毕竟是儒家式的。
儒家，是传统知识分子逃不出五指山。平时你甭管他怎么谈玄说道，目中空空，或纵情山水，一旦有机会高居庙堂，有几个知识分子不春风得意、快马加鞭？
而这，恰恰是儒家最大的悲剧。知识阶层，本应是一个社会最有创造力的群体，本应该自立于朝堂，集义弘道，本应该高昂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但一旦入朝为官，他就被朝廷牢牢钳制住。
文人最大的能耐本是创作，但受儒家入仕思想影响，他们又不满足于此，看到人金戈铁马，封侯拜相，就妄自菲薄，遂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文章乃雕虫小技。他们总觉得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不从政就无法施展其抱负。这种追求，常使他们外不能封侯拜相，内更挥霍了自己的才华。
很多士人实为朝廷服务，却还以为在拯救苍生，实在是可悲。
阳明心学，儒家圣门最后一座高峰，其“致良知”思想，可以说不逊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但非常遗憾，阳明心学的旨归是传统的道德修养。他从来没有触动当时的政治制度。为了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他也不得不搬出孔子、孟子这些正统权威。被人推崇的“事功”，也不过是一个“剿匪英雄”而已。王阳明从来没有触动君主制度。王阳明只是再一次有力地论证了德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无数士人一样，一边痛恨严苛的统治，一边又是这严苛统治的既得利益者。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在那种环境下，有很大成分是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传统知识分子也无不具有，只是王阳明强调得最多。虽有一些解放的作用，但对于当时整个黑暗的社会而言，这点解放犹如冬夜万山丛中的一点微光。
王阳明有功于统治者，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封赏，反而因此受排挤。这也是儒家士人阶层的宿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君主专制之必然。在这种社会下，功劳越大，越难善终。儒家自己迎合权力，也算是咎由自取。
儒家官方化带来的灾难，其自我牺牲还不是主要的，最糟糕的是政治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正式联手了，从此，再没有任何势力能与这两个群体相抗衡。统治者既用儒家对付民众，又用儒家对付其他文化精英。这样强强联手，深刻塑造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其他文化群体的精英，在儒家社会下，被一再边缘化。人民则被麻痹得最严重。愚民政策可能不是儒家直接带来的，但确与儒家脱不了干系。当儒家将自己的利益和君主专制捆绑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尽管非诚心的儒士本意，但它客观上却不能不对立。
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士的民本情怀，尽管令人动容，但还是在皇权专制下走了样，或者说，都成了帝王的点缀。这虽是被帝王利用的结果，但儒家思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孟子·滕文公上》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天；天下之通义也。”在另一处，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明确提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级，体力劳动者被脑力劳动者所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照这个意思，你是体力劳动者，就活该被脑力劳动者盘剥。在其他儒家推崇的经典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君子务治，小人务力。”《管子·法法》：“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这些作品进一步将两个阶级说成是“君子”与“小人”之别，明显是看不起体力劳动者。
“士农工商”的排位，也是把官宦士大夫放在第一阶梯。除了皇权，士大夫阶层是最有特权的阶层。儒家也有主张法治，黄宗羲就曾说“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这个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而是“先王之法”。“先王之法”，实际上就是理想化的圣人之法，最后的逻辑，还是人治。
“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又说“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历朝历代几个帝王符合儒家圣贤明君的要求呢？儒家以德治国本是要约束最高统治者，使其励精图治、勤政为民。但结果恰恰相反，被约束的不是帝王，而是儒家自身和黎民百姓。
写到这里，不禁想：倘若儒家一直没被官方化，像墨家那样，一直由人民自己推动，它是不是会赢得更多人的敬重呢？
孔子之于中国，就像柏拉图之于西方。不同的是，“尊孔”成了社会正统，柏拉图其人其说却一直未被定为一尊。但这并不影响柏拉图的伟大。即使没有任何官方加持，柏拉图依然有许多精神后裔，而且人们可以自由追随或批判柏拉图，由此带来的思想争鸣，最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心智的觉醒。对比之下，孔子思想越是发展，就越陷入僵化之中。人们称赞他，未必真心诚心；要批判他，则必须小心翼翼。士人学士，都不敢从根本上否定他。可见，随着孔子的官方化，孔子的权威早已超出一般学术范畴。
在我看来，所有伟大的学说都不应该官方化或政治化。统治者可以适度提倡，但千万不能将之定于一尊，党同伐异。
选择什么思想，这是人民自己的事。最终，这是思想市场决定的。否则，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全给败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