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阅读一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阅读是否必要，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荧屏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得读书人，特别是青少年，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因而，阅读的必要性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1994年，俄国的《哲学问题》杂志就“书籍在荧屏时代的命运”这一问题，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发表意见。有专家认为：电视看多了，人们思维没有系统，言语表达困难。电视之外，我们确实惊喜网络化给人们带来的便捷，但网络能给我们更多的知识吗？最近，美国一位作者凯瑟琳·诺尔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她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2月3日）上发表题为《有线的世界，飘摇的心灵》的文章，说：
因特网的发展也许会事与愿违：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堆砌无聊和混乱的“信息”，就像CNN赖以闻名的全新闻模式，把铺天盖地的空洞无物的图画和词藻甩给这个世界。说起来也许显得自相矛盾，我们接触“信息”的机会越多，实际获得的“知识”却越少，越难以创造能激发崇高人性的艺术品，更多的仅仅是兜售和更改某种全球性“时髦言论”。
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与我的感受发生共鸣：我们身处有线的网络世界，但我们的心灵却飘摇无根。因而，在新世纪，亲近书籍仍然是我们所必需的。在读书的时候，哲人的思想涤荡着我们的灵魂，在知识和智慧的指引下，我们更容易识别美与丑、善与恶，我们的生命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向前展拓。读书，使我们的心灵变得辽阔而宽广、坚韧而顽强，也能使我们获得一个温煦宁静的内心世界，以对抗外部世界的喧哗与浮躁。正因为如此，我相信：读书，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
阅读是必需的。但在20世纪，传统经典是否还具有生命力，是否还能拥有广泛的读者？
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就已被提出。随着科举与清王朝的结束，传统典籍与知识分子就越来越疏远了。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应该说，传统典籍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在20世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但这不等于说，传统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但由于传统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中小学生仍然阅读大量的传统经典。如1905年出生的姚名达，中学时代曾习读过《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同年出生的蔡尚思，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先秦诸子、《史记》、韩愈文集等书。1907年出生的严北溟，在17岁前读过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书。1先师张舜徽先生，1911年生，7岁时学习王氏《文字蒙求》、段注《说文解字》等一系列小学书籍，随后习读《四书》、《五经》等。[1]（P1860）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他在1930年上大学前于家塾中习读的都是传统经典：《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古文辞类纂》、《史记》、《韩非子》、《尚书》、《周易》、《说文解字》等。[2]（P9-12）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国学根柢，这也决定了他们日后的研究路向。这一代学人之后，中国学人，在中小学阶段，就极少有人受过传统经典的系统训练了。
当时，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之外，学生们常常受到家庭或社会的影响，有较多的机会阅读传统经典。社会上一些知名学者也向中学生推荐传统经典。
1920年，胡适曾开列一份《中学国学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从《诗经》、《论语》到《史记》、《汉书》，从陶渊明、李白到欧阳修、马致远，皆入其选。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二册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收录39种古籍。他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之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以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3]（P761-762）。章氏推荐的传统经典，大多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如《诗毛传郑笺》、《春秋左传杜解》、《二程遗书》、《颜氏学记》、《清服制图》等，另附有“总参考书”，如录有《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等。
让中小学生阅读众多传统经典，特别是读那些专深的古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49年以后，中小学生除阅读少量古诗文外，都是通过改编本、绘图本或白话本等形式，间接了解传统经典的内容。
五四运动以后，传统经典逐步退出了中小学生阅读的领域。对大学生或一般读者来说，传统经典仍然是他们阅读的重要读物，不少学者也很热心向他们开列推荐书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如下诸家。
20年代，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古籍名著190种，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以下简称胡目）。胡适的书目，有几点值得注意：（1）不收“小学”方面的书。胡适在书目的序言中认为：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2）不收前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书。这一点，颇受时人与后人的非议。当时，梁启超就写过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的文章，梁启超说：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4]（《治国学杂话》）
梁启超认为，史部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应不收。（3）收录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从国学的角度看，这些书不受学者重视。
与胡适同时，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收录古书约160种，后来作者精简成《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以下简称梁目）。顾颉刚也曾开列过《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收书14种。
1926年，目录学家汪辟疆列举了国学基本书135种，并认为其中的30种为国学的纲领书。抗战期间，汪辟疆提出大学中文系学生应选读的20种书。不久后，他又提出国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10种（以下简称汪目）。
40年代，钱穆在昆明给一个文史研究班的学生开列了一个《文史书目举要》，1973年出版《中国史学名著》。晚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中又提出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以下简称钱目）。
于此前后，朱自清出版《经典常谈》（以下简称朱目），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对传统经典的阅读兴趣。这本小册子后来多次重印，具有广泛的影响。1947年，张舜徽先生在兰州大学为学生开列《初学求书简目》，此后又出版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并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解题》（以下简称张目），向学生推介一些常见的史学要籍。
50年代，北京图书馆曾推出《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以下简称北图书目），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却不收《周易》、《论语》等书，颇让人费解。
60年代，屈万里在台湾出版《古籍导读》（以下简称屈目），推荐古代四部书38种。
80年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以下简称宝库），其青少年版选收古籍45种。蔡尚思在《书林》上发表《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以下简称蔡目）。
到90年代，教育部提倡大学生素质教育，一些大学推荐出名著导读书目，如武汉大学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百部名著导读》（以下简称武大书目），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读选读书目》（以下简称北大书目），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以下简称清华书目）。这些书目中都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传统经典，但在选目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清华书目不收《周易》，而收《易传·系辞》，不收《资治通鉴》，而收《读通鉴论》。
根据上述书目所收传统经典，大致可分为八类：（1）四书五经；（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3）先秦诸子；（4）其他子部书，如《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等；（5）唐宋诗文；（6）其他诗文，如《楚辞》、《文选》、《陶渊明集》等；（7）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8）其他，如《左传》、《说文解字》等。现以列表的形式看这八类书的收录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
1. 四书五经，各目均有收录，其中《诗经》、《论语》二书收录次数最多。自汉以来，两千余年间，这些书对中国政界、学界，都有重大影响。近五十年内，据不完全统计，《论语》一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135种，《孟子》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117种，《诗经》出版的各种汉文版本有97种。2
2. 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除胡目外，各目均有收录，其中《史记》与《资治通鉴》二书收录次数最多。在传统史籍中，《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最受重视，近五十年内，据不完全统计，《史记》的汉文版本达76种之多。3
3. 先秦诸子，除北图书目外，各目均有收录，其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诸家收录次数最多。近五十年内，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各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分别为123种、65种、32种、75种、65种。4
4. 在其他子部书中，被各目收录较多的书是：《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蔡尚思与三家大学书目收录，可见此书受当前学界重视。这部思想史上的名著，对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 唐宋诗文，各目均有收录。1949年以前各目多收个人文集，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等人。1949年以后各目多收选本，如三家大学书目均收《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反映了大众读书的一个基本倾向。
6. 其他诗文，以《楚辞》、《文选》、《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收录次数最多，宋代以后的诗文被推荐的较少。《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差不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近五十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楚辞》的汉文版本达98种之多。5
7. 古典小说，1949年以前，除胡目之外，其他书目均不收录。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并受学者的轻视。可以说，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重视小说的研究。胡适写过一系列古典小说的考证性文章，并积极协助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小说的标点本。因此，胡适在他的书目中，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如此，1949年以前的其他几家书目，仍然没有古典小说的位置。1949年以后，大多数书目都推荐了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的影响与日俱增。据一次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32份）结果表明：对被调查者影响最大的中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5]（P58-59），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说的影响力。近五十年内，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分别为83种、87种、62种、113种。6
8. 其他书籍，以《说文解字》、《左传》二书收录次数较多。1949年以前，各书目重视推荐《说文解字》，这是受治学传统，即读书以识字为先的影响。因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第一篇即为《说文解字》，并说：
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6]（P4）
1949年以后，这种治学传统的影响逐渐消失，《说文解字》不再受推荐者重视了。《左传》一书古代列入经部，长期又受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重视，一直有着持久与广泛的影响。近五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出版的汉文各种版本有75种之多。7
从以上各类传统经典被推荐的情况来看，不少名著是有着持久的生命力的，如《诗经》、《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左传》等书，有些名著其影响力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明夷待访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说文解字》及古典小说等。从总的方面来看，20世纪传统经典的基本阅读倾向是：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体现了传统经典阅读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传统经典在20世纪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还拥有广泛的读者。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这些传统经典呢？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一是，作为中国学人，就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里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该书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一个中国科学家与一个外国科学家，区别不在科学，区别在于文化。对于中国的学人，阅读传统经典，正是在这“文化”二字上。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4]（《治国学杂话》）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对于中国学人，阅读传统经典，正是在这“素质”二字上。
在2000年元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华文明火炬传递仪式”，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齐诵古典诗词。举办者认为：背诵古诗文，是让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有力之举。据最近的调查：73.1%的家长和86.7%的教师认为背诵古典诗文能弘扬传统文化；88.7%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修养和人格发育有好处；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7]以上数据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共识：阅读传统经典，对我们传承文化和提高素质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个目录包含了大量的西方传统经典。4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虽然在近数十年间，对这类课有不断的争议，但直到今天，有一些大学仍继续开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在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
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8]（P5）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名叫大卫·丹比，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1991年他48岁，突然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源于他自身的知识危机。作为媒体中的人，他深感：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20世纪末，媒体威胁着要“全面接管”。他说：“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8]
今天，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
参考文献&注释：
参考文献：
[1] ]张舜徽 .旧学辑存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8.
[2]周一良 .毕竟是书生 [M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3]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梁启超 .国学指导二种 [M ]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5]康晓光 .中国人读书透视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朱自清 .经典常谈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7] 诵读古典诗文 ，有助人格发育 [N] .中国青年报 .2 0 0 0 0 1 0 5.
[8]〔美〕大卫·丹比 .伟大的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注释：
1上述材料参见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相关辞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所授“中国典籍概论”课的作业。其中《论语》版本为杨临明统计，《孟子》版本为张京统计，《诗经》版本为黄宜统计。
3《史记》版本为刘静统计。
4以上各书版本分别为李海、程莉、王苗、吕玉红、何春勇统计。
5《楚辞》版本为周剑青统计。
6以上各书版本分别为马莉、王志伟、卓晓辉，屠淑敏、张新名，王攀、孙震华，王海娟、刘燕统计。
7《左传》版本为王媛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