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告诉我们，有一次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里蜿蜒曲折的街道中迷了路，向他问道：“一个人可以去哪里买食品杂货？”指过方向后，色诺芬接受了苏格拉底进一步的询问，“一个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去学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色诺芬没有回答，苏格拉底招了招手：“跟我来，我会告诉你。”
大约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被一杯毒芹酒置于死地，但他却一直都是我们的同时代者，他的存在一直伴随着我们。单看他的外表，很是耐人寻味。阿里斯托芬说他走起路来像水鸟，说话时常爱翻白眼。有些人认为他长相丑陋，有一次在德里昂与斯巴达人的战斗中，他怒视敌人化险为夷，敌人转身就跑。亚西比德说他像萨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在石像雕刻师的橱窗中人们发现了森林之神西勒诺斯 的面具：宽脸，圆嘴，厚唇，浓密的胡子，光头圆顶，健壮敦实的躯干，像牛一样；还有一个大肚子，他曾坦言，他想通过跳舞来减肥。不过，亚西比德指出了高贵的一点：苏格拉底虽然长得像西勒诺斯，“可是打开他的胸膛，你就会在那里面发现神的影像”。
这就是苏格拉底：谁能比过最强壮的运动员，打过最坚强的步兵，喝过最能喝的酒鬼，比希腊最聪明的头脑思考得更多？
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 出生在雅典，他在那里长大，在那里生活，并长眠在那里。他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叫菲娜拉底，他的父亲是一位石匠，叫索弗洛尼斯科。由于家境贫寒，懂事后苏格拉底便跟着父亲学习雕刻，以便日后可以靠这一手艺谋生。不久，父亲早逝，幸好有一位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他才得以在雕刻之外有时间学习。这是苏格拉底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由此走出了父亲为他设计好的道路，进入了知识的世界。他向各种有学问的人虚心求教，读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书，听当代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讲学，听智者学派的雄辩。苏格拉底爱好广泛，学习体育、音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20岁时他跟随阿那克萨哥拉的弟子学习自然知识，他喜欢思考探索，对许多问题都想弄个明白；但是由于对老师的答案不满意，自己又想不出个所以然，他便放弃了对自然知识的追究，转而关注起身边的社会。
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追随了父母的脚印：他说，他的使命就是帮助别人“生下”他们的想法。“我和我的母亲都被神赋予了助产士的艺术；她帮助的是妇女，我帮助的则是那些高贵和公平的年轻人。”他补充说：“经常冲我而来的羞辱是我应得的，因为我经常问他人问题但却没有回答那些问题的机智。神使我成为一名助产士，但却不许我进一步展示。”（阿里斯托芬通过助产士的比喻来取笑苏格拉底：他写道，苏格拉底促生的经常都只是些“流产的想法”。）
中年时，苏格拉底娶了赞西佩，一个被当成“泼妇”而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女人，其实这一不好的名声对她来说很不公平。事情更有可能是，她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主妇和母亲。与苏格拉底一起过日子可能一直都非常困难，她对他老不在家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格拉底几乎一天到晚都是人不落屋，而是在进行哲思。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养家糊口之人。一位当代诗人评论说，他“把每件事都想透了，唯独忽视了如何给自己挣到金钱”。苏格拉底说，他忍受着赞西佩的发作，这样他才能培养自律。他们有三个儿子。苏格拉底临死时，大儿子约17岁，小儿子还在赞西佩怀中抱着，被带去看望监狱里的父亲。
苏格拉底认为，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想法/观念进行讨论，所以他的一生都花在了与他的弟子、朋友和市区广场上遇到的旁观者进行交谈上，他希望就是在阴间也能继续从事这一事业，找出“谁是真的明智，谁是假装明智”。市区广场是雅典公民聚会的地方，一个繁华的市场，北边不远处就是山城。雅典人在这里进行各种买卖交易，争论如何管理政治大事，从事宗教活动，而首要的就是说话。（“广场”一词源自希腊语agoreuein，意思就是对着人群“讲话”“演说”“高谈阔论”——“说话”。）喜剧诗人欧布罗斯描述了广场这一小世界：“你会发现，在雅典的这同一个地方，所有东西都在同时进行销售：无花果，传唤目击证人，成串的葡萄，萝卜，梨，苹果，提供证据者，玫瑰花，欧楂，麦片粥，蜂窝，鹰嘴豆，诉讼，初乳布丁，紫薇，鸢尾，羊羔，水钟，法律，起诉。”有一次，在琢磨过广场上摆放的各种货物后，苏格拉底的反应极其典型：“我不需要的东西何其多！”
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总是人群的一部分，他很喜欢混迹人群，“一大早，他就习惯赶往人行道和体育馆，出现在满是人的广场上，以及任何他会遇到最多人的地方。”苏格拉底“属于人民”或者也可说是一个为民而生的人，与朋友们说话时，他只讲他们听得懂的大白话。
广场是苏格拉底的情绪、精神、智力之家。有一次菲德洛斯逗他说：“你这人可真够奇怪的，先生，你跟人说起话来就像个旅行者而不是当地人，你似乎从未来过这个国家或是到过城外。”苏格拉底无疑笑看着他的同伴答道：“叫我说，我的好朋友，这是因为我爱知识，而知识则是城中的人教给我，而不是国家或树木。”
苏格拉底后来被指控为不敬——不支持官方认可的雅典城邦的神——引进新神。但是色诺芬告诉我们，人们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在对他的审判中，苏格拉底以阿波罗为证：他的“智慧”是不自大；他有一个特殊使命，就是“像猎狗追逐猎物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揭露那些假装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广场上生活了约半个世纪，传播和阐释他的信念：“对一个人来说，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西塞罗写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并把它引入城市和人群。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的追问处理的都是物理世界。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构成，阿那克西米尼说由空气构成，赫拉克利特宣称由火构成。德谟克利特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毕达哥拉斯则凭直觉认为，宇宙并不是被原子“充满”，而是由数和数学关系组成。
所有这一切，苏格拉底都不大感兴趣。他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关注我们的思想世界、伦理世界、政治世界。色诺芬指出，“他总是对人类事务滔滔不绝”。“未经考察的生活——人类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把德尔斐神庙墙上的题词“认识你自己”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因此，苏格拉底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过去的哲学一刀两断；在西方思想史上他的主要意义是，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关注把人类的智慧之光应用于人类自身。
苏格拉底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伦理的崩溃。他认为，所有不合伦理的行为都可被视为是无知的结果，不知道去做正确的事。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去做正确的事。因此，发现我们该如何做人应被放在首位。一旦阐明我们该做什么，就会让人以之为目标作出良好的行为。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成为可能呢？我们常见的体验之一就是：我们很清楚应该做什么，但就是不去做或做不到。对此苏格拉底会怎么说？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一个老手。他辩称，真正的道德行为，总是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任何能增加一个人幸福感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显然，这是一个定义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因而，没有人会故意作出那种不利于自己得到幸福感的行为。在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将要作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多小，都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和幸福。甚至复仇都是甜蜜的，所有我们犯下的其他罪恶，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些许甜味。
苏格拉底认为，所有这一切错就错在我们打错了算盘。我们作出各种我们误认为会增加我们幸福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作出误判，认为某一特定行动会带来快乐的结果，实际上它则并不会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我们自身。我们越是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就越是能够更好地判断出什么会导致幸福什么则不会。“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不停地催促我们。只有有了彻底的、诚实的自知之明，一个人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什么会产生快乐的结果什么则不会。因而，道德知识就是自知之明。道德知识会引领人作出道德行动。
苏格拉底自身就是道德良知的最好例子。他在思考问题时既理性又清晰，以判定在特定情况下他该如何行动，然后他就会照着他的理智告诉他是正确的东西去做。
这一切与传统宗教伦理形成鲜明对比，那些牧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他们自己并不会那样去做。例如，圣保罗苦苦思索：“我做了我憎恨的事情……我没有做我想要做的好事；我做了我不想做的错事。”这里的问题是意志——无力去行事的意志，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就是缺乏“自我力量”。圣奥古斯丁也遇到了圣保罗的困境。他从母亲的教导中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但他自己就是无法做到。其他深层驱动的需求导致他去作出他被教导过不要去做的那些错事。他没有意志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能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只有当圣灵给了他力量，增强了他的意志力，他才有意愿和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因而，当他们成功地做了正确的事情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补充说，他们不能将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归功于自己，“那全是圣灵的意愿使然”。
相比之下，苏格拉底认为是自己在控制着自己的内部力量。是他自己，独自一人，通过仔细思考不同的想法和涉及的价值观，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然后，他——仍是独自一人——将会下定决心准备去做他判定是正确的事。然后他就会依照他的决心去做。
公元前399年的春天，三名男子，其中一人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公民，提出起诉苏格拉底：
雅典的制度是一种年轻的民主实验。每年有六千人成为候选者，需要时，陪审团会从中进行挑选。每个陪审团有501人，由来自不同行业自由的男性雅典公民组成。公民个人提起诉讼，被告自己为自己辩护。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Heliaia进行，这是雅典最重要的一个法院，位于广场西南角一个大的正方形大理石建筑内。现场挤满了观众，陪审员先是听取了起诉方的说法。双方发言时有水钟计时。轮到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时，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说他只是试着教导真理，并要求控方出示关于他“腐蚀青年”的证据。
双方发言结束，进行了投票表决：281票有罪，220票无罪。如果只有30名陪审员来投票，历史上演的就可能是另一个故事；我们可能从来就不会听说过有苏格拉底这个人。陪审员提出缴纳罚金，每一方都可提出适当的惩罚建议。控方要求判处死刑。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他们从未真想要这位“牛虻圣人”去死，但却有意想要判他自我流放。
但是，苏格拉底的回应是那些灰色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于他是坚持了勇敢的道德立场，还是愚蠢地嘲笑了检察官，全看一个人如何去解释历史记载。因为他觉得他有罪的地方只是教导真理——对雅典来说这是一个价值巨大的贡献——因此他提出建议，应该由国家出钱供养他的余生。陪审团对这项建议的反应，可以从随后的投票结果看出：支持判处死刑的361票，支持无罪释放的140票。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用一段安慰陪审员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诉：
苏格拉底被关入监狱，这里离他心爱的广场西南角只有一箭之遥。因为赶上一个宗教节日，死刑推后了一个月。到了执行的那一天，黄昏时分，狱卒带来了一杯毒芹酒。苏格拉底问：“你有没有得到允许可以让我给神祭酒？”门卫回答没有。苏格拉底端起杯子，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一饮而尽。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步，直到感觉双腿发沉。然后他躺在床上，数落了他的朋友们嘈杂的哭声：“我就是怕这样才不让女人们待在这里，应该让一个人平静地死去。”当麻木感达到腹部，他突然精神一振，对克里托说：“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记着帮我还上！”——据推测，他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给负责健康和治疗的医神献祭。他再次躺下，很快身体有些微微颤抖。他已经死了。
“这就是我们这位同伴的结局，”柏拉图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的所有人中间，他是最勇敢、最聪明、最正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