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9日，是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的九十寿诞。对很多大陆读者来说，或许并不诗人痖弦2005年回大陆期间,于11月12日在广西师范大学做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诗歌演讲：
咱们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样样都用诗来表现。你看，夏天，到人家里去，咱从前没电扇，就拿一把扇子，扇子上面有字：“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理不通。”为什么？你热我也热呀；到庙里抽个签，签条上是诗；家里小孩夜惊，贴个小红条在墙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敬茶给客人，茶杯上有诗句：“可以倾心”或者“壶中日月长”；情人谈情，把诗题在红叶上，写在手绢上。
诗不但可以供人欣赏，而且还可以吟唱，中国的戏曲就是诗句嘛。甚至于说，连官方的告示都是用诗句来写的，以便于老百姓来记诵，便于记忆，便于传诵。武松到咸阳道中，看到那官方的告示，如“有大老虎在吃人，不能上山，结伴同行”等等，都是用诗句来做的。所以在中国可以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写诗。比如唐朝，坏诗人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写，当然会有很多坏诗人。但是没有关系，乱是繁荣的另外一个表象，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是乱的。当时附庸风雅的人，也会弄假成真，最后慢慢地，经过时间老人的耙梳整理，坏的作品不见了，好的作品留下来。所以，在我们中国，诗是人人都会两下子的。医生也会，叫儒医；将军也写阵中诗，叫做儒将；商人也写诗，叫做儒商。人人都会。
可是到了新文学运动以后，新诗出现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它很有意思，就写，写着写着，把它慢慢专业化了，就变成只有诗人才写诗，一般人就不能写了。报纸上也有诗，但一般人看报，一看到诗眼睛就迈过去了：哎呀我受不了，每个字都认识，接在一起，不懂。所以慢慢地诗歌就专业化了，这对诗歌是一个很不幸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诗是高中生的玩意。生日啊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庆典哪，总是要送一首古典诗才象样，觉得现代诗不够大气，不够正式，不够尊重，所以新诗就变成了青年人的玩意儿、恋爱中人的臆语，变成不好的。因此我主张恢复我们中华古国过去“人人都是诗人”的境况。专业的诗人是狭义的诗人，广义的诗人是也写两个句子好玩儿的这些人，人多了就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就定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
昨天晚上肖先华先生，他是广西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他现在马上要设计一个大约四千人的诗歌朗诵会，我就跟他谈桂林的历史。我发现桂林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城市。你看我们的老校区，就是靖江王府，明朝朱元璋的侄孙，成为靖江王；还有一个朱元璋的儿子在我家乡，河南南阳，那儿也有一个类似靖江王府的地方，不过保存没有这边完整，只有一个假山留下来。我想象当时南阳的唐王的王府，其各种建筑体制一定跟靖江王府有点像，所以到这儿有点回乡的感觉。南阳破坏得很厉害，基本上没有了，只有个假山在。非常好的校园，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校园，可是从来很少一个校园里有一个王府的，这是有王气的地方。
那么桂林为什么又是一个文学的城市呢？比如说，在我们老校区的校园里颜延之读书的那个石洞现在还在呢。中山先生1922年北伐的时候，大本营就设在靖江王府，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些石刻，“中山先生精神不死”。唐朝的李靖，也是个大文豪，在这里待过；杜甫没有来过桂林，但是非常向往桂林，他还特别有一首诗的两个句子是歌颂桂林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真正适合生活的地方，最宜人的地方只有桂林；韩愈是来过桂林的，他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桂林山水的秀丽。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句子是宋朝王正功的，真是甲天下。桂林的山是上帝给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加拿大是大山大水，但是山都没有线条，她的山是物质的山，不是精神的山；我们看的桂林的那些山，都是那些大文人题了字歌颂过的山，是文化的山，是伦理的山，是我们历史的山，情况完全不同。在加拿大看到大山大水就是物质的，那么大，那么高，没有其他意义；我们的山是文化的山，所以韩愈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前天我们去游了漓江，其中有个小村子我特别喜欢，叫做兴坪。我跟我孩子说，我将来呀，百年之后啊，就把我的那个，随风而去的那个（学生笑），撒到兴坪算了。
唐朝的储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柳宗元、李商隐，宋朝的黄庭坚，通通都在桂林待过，你说她不是个文学的城市吗？你说她不是个诗歌的城市吗？在这样的城市里，如果以后没有再出诗人，是不应该的，所以希望在桂林，在这个诗歌的城市里面，人人都能够成为诗人。珍惜这个山水，对花落花谢都有敏感的人，我称他为广义的诗人。不写诗的诗人也是诗人，是广义的诗人；把这化成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是狭义的诗人，每个人都应该是个诗人。我这个题目是这么来的。
现在我想分做几条来谈，如果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诗人？刚才已经说了一点，现在我们把它规律化，演绎成几条：
第一条，诗人是对生命认真的人。诗人就是真人，最热爱生活的人，最认真生活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过着自己日子的人。通常我们说，诗来自生活，不是来自学问。学问越大，诗学得越反，因为学问是逻辑的，是理解的，是分析的，而诗是纯粹感觉的，这个感觉是与生俱来的。
河南有个作家，是南阳作家协会的主席，叫二月河，他的历史小说红得不得了，而且都拍成电视剧了。他看到我时说：我对诗人充满了敬意，我什么文体都可以写，就是这个诗我没办法。你说我写个散文，我凑合着也能写得出来；写个小说呢，更是我的专业；写文学评论，也行；你说写诗，我一句也写不出来。诗人是天生的，我没办法形容，诗就是一种特异功能，呵呵，特异功能。
其实没那么神秘。诗就是认真生活的结果。诗人能够面对生活，忠于生活，善于感觉生活，理解生活，提高生活。我们常常说：诗的生活，生活的诗。先有了诗的生活，才能有生活的诗，生活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假如一个人不爱在生活上作思考，糊里糊涂地过日子，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诗人。所以诗人都有几分自恋，这没有关系，不要太过分就行，诗人是自恋的。长城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是诗人去了长城，那就石破天惊，不得了了，一件大事情了，因为“他”来了。
有了诗的生活才有生活的诗，没有生活就没有诗人，所以诗人是认真于生活思维的人，对于风吹水流花落花谢都有感受。一个花落了，对一般人来讲，那算个什么事呢？对诗人来讲，可严重了，落花有死醉楼人哪，落花声，那跳楼的人，“啪”地惊呼，就听到了，那不是好大的事么？所以诗人，他把所有的生活，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扩大，诗人有扩大生活的能力。
风、花、雪、月，通常我们拿这些来形容比较浮浅的浪漫主义的东西。通常有这样一种嘲弄：你这个玩意儿，就是风花雪月嘛。其实风花雪月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如何去用新的观点来看风、看花、看雪、看月。我们当年在编《创世纪》的时候，编过四部文集，第一部叫《风之柳》，第二部叫《花之声》，第三部叫《雪之韵》，第四部叫《月之魂》。多好，是不是？风花雪月嘛，新风花雪月。所以有人说，你这个是感伤主义嘛。感伤主义也是一句不好的贬义的词句。其实感伤是很重要的。多愁善感，通常也是嘲弄诗人的句子，其实多愁善感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这个愁你这个感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有创意。
中国有句话叫“江郎才尽”，江郎才尽了，完了，他不能再写东西了。江郎的才会不会尽？不会尽。不是江郎的才尽了，而是江郎的生活尽了。江郎没有生活了，江郎失去了生活就写不出诗来了，生活与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密切。我们看到两岸的情况都有点像。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大好，所以很多的文人纷纷地下海，更换跑道，本来写诗的去做生意了。这些人都有一个想法：我把钱赚足了再来写诗。这好像是个如意算盘，其实很难回头，生活的步调乱了，很难再加以整理。
一首诗是一个心情，是一个情绪，这个心情，这个情绪是根据你的年龄走的，不是永远可以保持的。超过了这个时段，你再也不能够把这个时间追赶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能说我把钱赚饱了回头再来写诗，不太可能，所以，写诗或者从事文学后再去改行做生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台湾更是如此，台湾的人们连广播、连广播电视台，连电视台都不上了，认为那个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那就是面对一盏孤灯在写诗、写小说、写你的文章就可以了，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跟作品分离的话，往往伤害了作品的内涵。那谢灵运是多大的诗人，他写山水诗，但他官也做得不小，所以他变成双重人格，他一方面隐逸于山水，另一方面又去做官，所以谢灵运的诗就不能够跟陶渊明比。陶渊明是真正的能人，真正做活的，他的生活跟他的艺术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谢灵运的诗，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修辞，但有时候仔细一分析，里面有作伪的成分，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的诗写成什么样你的人也该是什么样的，诗很宏大你这个人也很宏大。也不是。有时候，是诗人的内在，是他的精神视野很宏大，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小人物也说不定。比如说读传记，很多人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传记就非常失望，他在诗里面简直是一个民族的歌手，其形象何其宏伟，但在他的实际生活里，他只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报纸的小记者，根本乏善可陈。严格说来，他只写过一本诗集，但是《草叶集》最初出版，没有人知道惠特曼是什么人，他就弄些假名字，写评论，“我们美国最大的诗人诞生了”等等，自己吹自己。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他的诗的内容和实际的生活好象是不大对头的，这没有关系，是因为他希望变成象他诗中的那样一个人，他的精神视野自然是宏大的，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
图 / 台湾诗友与痖弦（后排右一）
第二条，诗人是感情、感性思维非常强旺的人。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感性的，不是理性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学、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好象车的双轮、鸟的双翼一样，必须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但是我必须说，诗人是非理性的人，诗人是不正常的人，越正常越糟。不正常才能写诗，非理性。
第三条，诗人是非常喜欢文字、语言的人。诗人对语言非常敏感，对文字特别敏感，而且对形象化的文字或者文字的形象化特别有一种思维的惯性，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个画面，什么东西都想用画面来表达出来，这是诗人的本性，诗人都有这个能力。
人有治河的有治矿的，诗人是治语言的人，他治语言，他是个语言的大行家，什么语言在他那里他都喜欢去跟它做游戏，跟它来对话，所以他常常为商店取名。台湾现在诗人为商店起名字的很多，大陆现在渐渐也有了，就是想得很绝的名字。卖面的叫“面面俱到”，卖螃蟹的叫“横行霸道”，服装店叫“一种主张”。台北有一条路上有一个服装店叫“一种主张”，乍一想，这是卖什么玩意儿的，叫什么“一种主张”，可再想想，也对呀，我们穿衣服穿出我的主张来，穿出我的风格来，这不就是一种主张嘛，生意还挺不错的；还有一个美容屋，美容发廊，叫做“远离非洲”，本来黑乎乎的一个人进来以后变成小白脸了，呵呵，他美容了；商业广告也受到诗人的语法的影响，说“我们是种房子的人”，我们不是盖房子的，我们是种房子，我们的房子好像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那样根深叶茂地好啊，“清晨从鸟声中醒来”，你看这句话，会有多少人来买这个房子，清晨是鸟把你叫醒，这房子的地段太好了。孟母到了这里就不要再搬家了，这地方好啊，距离菜市场近哪，距离小学又近，送孩子可以走到学校去。这些都是受到诗语的影响。
诗人是个大行家，我曾经在《联合报副刊》上举行一个特别的专题，叫做“美丽的市声”，市场上传来的声音，桂林市的市，声音的声。但中国传统的市声是很嘈杂的，“王二麻子剪刀”，“真王二麻子剪刀”，“真真王二麻子剪刀”，叫喊在市场上。我小的时候，我爹带我到铺子里去，每一家铺子都挂两个牌子，黑底金字，有的是黑底红字，永远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就这一句话，已经用了几百年没换过。可是现在的商业广告，争鲜斗艳，已经侵入到诗歌领域去了。所以当我们“美丽的市声”这个专辑出现以后，很多厂商都找诗人说，“哎，怎么样，你来帮我设计一个？”内衣广告，这内衣美得不得了，美到什么程度呢？“让午夜苏醒，清晨燃烧”，你说那不是诗吗？午夜可以苏醒，清晨可以燃烧，大家睡不着觉了，因为内衣的关系，呵呵，好听吧？所以大家为想文案绞尽了脑汁，通通都学诗人的标准。
郑愁予的诗，最广为流传的是那首《错误》，其中有一句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也都在学这个语调，把新的内容装进这个句型里去，甚至影响了政变。你这规格学了大陆的海归派对不对？你这海归到底是归人呢还是过客？海归分作两派，一个过客派，一个归人派，都是受到诗歌的影响。所以诗人是热爱语言、提高语言、丰富我们语言内容的人。
我们常常说，歌德是德意志语言的创造者，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的创造者，写诗跟语言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诗人甚至溺爱他的民族语言，爱到溺爱的程度，创作了好多新的语言，丰富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譬如说，我们有很多成语，很多大家用得已经不觉得是诗的语言了，这哪是谁的作品嘛，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一个人失恋了，我们说，哎，你老兄何必那么悲壮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这不是引的古人的诗吗？所以这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了。诗人从实际生活里提炼语言，再把更好的语言还诸给社会。所以我们的语言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话，即如果它不会老化，不会变成语言的化石的话，就要靠诗人多多去创新。
我是河南人，1949年离开河南的。等我再回到河南的时候，我的河南话变了，速度变了，节奏也变了，语汇也变了，整个都变了。所以当我说河南话的时候，我姨就说，“你看你这味儿，多少年了，这个话我都没听说过了，你怎么还会说呢？”为什么？因为我的话是止于1949，是老河南话的活化石，很有研究价值。
社会会变，语言会变，节奏会变，跟着社会整个的大的脉搏在前进，所以诗人一定要知道，语言象河流一样，现在新的语言流向哪里，什么样的语言正在死去，什么样的语言正在诞生。没有表达力的语言慢慢就死掉了，没人再用了，继续有表达力的语言、生活的语言在诞生着，诗人一定要完全地掌握这种变动，才能在语言里做一个领导者，做一个领先者，诗人是领导流行的人，可以这么讲。
第四条，诗人是有一贯人格的人。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诗不是一种技术，诗是一种思想，诗是一种人格，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诗是非常高贵的。你看，所有文类都没有一顶帽子，只有诗人有一顶桂冠。
写散文的人也写诗，你永远不要只夸他散文好。“哎，光中先生，我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好啊。”就是不提诗，他心里不舒服。你可以提诗而不提散文，因为散文家没帽子，诗人有一顶桂冠，这个帽子很重要。所以诗学是文学的贵族，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诗是一贯人格的保持。
诗人有他一贯的人格，有他的道德精神，有他不变的情操，所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常地严谨，也非常地华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炼字、炼句、炼意，炼字就是语汇，炼句就是整个的句法，炼意就是意境。我常常说一句话：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人（人的品格的修养）。诗人在开始的时候比的是技术，谁的句子用得漂亮，谁的哪一首诗写得特别好；但最后比的是精神人格，比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完整不完整，他的人格统一不统一。如果他精神世界不完整，他的诗虽然可能会有些好诗，但他只是个小诗人，或者只是个好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一定有他的精神品格。如果让在我们中国选一个诗人，那一定是屈原；选两个可能杜甫在里边，李白就有点危险；选五个，李商隐可能会在里边，选四个李商隐在不在里边很难讲，但是屈原一定在里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人格精神的一贯性。屈原是个投江自沉的诗人，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想念他的，实在是伟大，作品的风格和人格产生高度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我们说，他即使不写诗，但他是把诗当作日子过的人，他也是个广义的诗人。这样的人生成立了，就是个诗的人生。
我常常会想到地域对人的影响。比如刚刚说到桂林这个地方，这里出过很多古人，大文豪，大诗人，他们留下了很多题咏、歌颂这山水的诗句；新文学运动以来，很多诗人曾经在这里出版他们的诗集，1942那一年对桂林特别重要。比如说写十四行诗的冯至，当时这边一个出版社叫“明日社”，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就是1942年在明日出版社出版的；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也是1942年在桂林出的；还有李广田（就是和何其芳他们写《汉园集》的，好象做过广西大学校长，《阿诗玛》这个长诗是他整理出来的），他的《诗的艺术》也是在桂林1942年出版的。
所谓人杰地灵，诗人可以称为地灵上的人杰，所以诗人通常也是一个旅行家，喜欢出去跑，喜欢自然，喜欢看瀑布一样的生活，喜欢收集不同的语言。象屠格涅夫不是写散文诗嘛，屠格涅夫的小说其实也是广义的诗，特别是《猎人日记》，都是诗意很浓厚的。他非常喜欢听瞎子的唱歌呀，乞丐的表演呀等等，从那里面收集素材，写随笔，写日记，抄抄写写。所以诗人不但是勤于思想，也是勤于动文字的人。
假如说一个人写日记，每天都写，写了三十年，最善于用他自己相信的文字来整理自己的思想，记录每天所做的事情；假如一个人跟朋友通信都写得很长，我们年轻的时候通信都通得很长，现在电话那个叫短什么？短信？那没出息的，那不行，写那种没有出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鸿来雁往，等待绿衣人，今天有信来。现在那寂寞的邮筒，现在的邮筒非常寂寞，没有信件，那些都是广告，叫“le’se”信（垃圾信），真正的信没有了。我是一个最喜欢写信的人，我准备捐两千封信到台湾的文学馆。我每天大概要写三十封信，写信的对象大作家也有，高中生也有。我太太常常嘲弄我说：这个人喜欢写信，哎呀，那个痖弦哪（对小豆笑，“对不起呀，我骂你妈妈”），真喜欢写信哪，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痖弦请你吃饭，你寄了封信给他，说：“痖弦，那天菜真好，谢谢你请我吃饭。”痖弦包准还要回你一封信，信上说：“不谢！”呵呵，到了这个程度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喜欢写信，我写一整天的信都不累，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这个人一样。胡适先生也喜欢写信，当然我不能跟胡先生来比。胡先生写信的时候下面垫一张复写纸，写完之后稿子就留下来。有时候在外边旅行没有买到复写纸，或者复写得不清楚，他会写个简单的信说：我先把这个事告诉你，正式的信过几天再写给你，因为我还要去照相，还得请人抄一遍。所以胡适的信都非常完整。我的信也是，因为有影印出现了，通通都是有复信在后边。现在很多人在收集信了，因为这东西少了，所以我打算捐两千封信，这里边有巴金先生的，有冰心老人的，因为我这个岁数也跟上伺候他们了。（呵呵）北京的那些名角不是经常炫耀“梅兰芳老板我伺候过”，我说“冰心老婆婆我伺候过”。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他写了三十年的信，记了三十年的日记，每天不断，他不是作家也得是作家，他非是个作家不行了，因为他对文字太了解了。
我们学中文的人，都受过诗词歌赋的陶冶，大家的样子跟言谈举止几乎都一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就觉得这边中文系老师和同学们喝酒跟台湾完全一样，说话的内容通通都一样，所以我觉得两岸的结合不象犹太人，犹太人的结合是用犹太教，我们没有国教，佛教虽然非常普遍，但也不能算是国教。我们用什么来结合？用文化来结合，用文学来结合对方。两岸不管是哪一个侨居地，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政治结构，只要提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方式。因此作家为了扩大他文字的想象的领域，扩大他生活的领域，他就变成了旅行家。
现在又有旅行文学的出现，旅行文学是“带着故乡去旅行”。有一首诗是我读大陆的年轻诗人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写得非常好。他写一个帽子，就是乡下人的斗笠，他是这么说的：离家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戴着那个破帽子（破斗笠）？对方说：不，那是故乡的屋顶。头上戴着故乡，也真是绝了，每个人的故乡都永远戴在你头上，如影随形，所以诗人是永远用他的故乡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人。但是那个写《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英国作家伍尔芙（后来跳海死了），她说“你永远回不了故乡”，因为你回去的故乡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故乡了，就象你在行船，这一秒种看到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水了，故乡的变化很大，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所以爱乡爱旅行的人，故乡跟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斗争，这些焦躁这些思考就成为文学最重要的题材。
在广西师范学院我曾谈到华人文学，现在的华人文学可不是从前的华人文学，从前的华人文学是“我是广东人，我想念我家乡”，就是这么简单；现在不是，现在每一个侨居地的新生的华侨，他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成长与经验都不一样了，虽然都是用汉语写作，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文学都主张彰显他们的自主意识，都有他们的地方色彩。“马华”（马来亚华人文学）有马华的特殊风格，“越华”、“日华”、“美华”、“加华”，所有的这些“华”字的文坛，虽然合起来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坛，但是这些文坛是统统都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习惯于这样来衡量华侨，对其他人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写？”因为其中有拥抱和出走等等。有些人主张出走（从中华母体中出走），有些人希望拥抱，有些人是徘徊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可以说非常地复杂，因为复杂所以丰富，因为苦闷所以深刻，这些题材都有，甚至提到中国又爱又恨，等等非常复杂的情形。我们赞成这种真正的想法，因为如此才能把一个出去了好几代的人的想法说出来。文学中没有对错，不是说“你这个人忘本”，那些浮浅的价值判断我们把它抛开，我们说只要你真正写出你真正的感觉来，就是为我们中华的大的文学，为我们汉文的写作，丰富我们写作的内容，一定要这样看，所以说诗人是永远纠缠在故乡和域外的人，这也是诗人永远都在出走和拥抱之间徘徊的原因。
今天的华人文学已经是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各种人出出进进。将来大陆也应该像台湾一样，现在大陆出国一定要外边邀请的，上个报告啊，上级要打好多圈啊，才能让你出去；台湾现在可以出去，但是没有一个留在外边，都回来了，即使办了移民的人过两天他又回来了，两地来回跑。所以中心和边陲的观念也变了，结构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支流和主流的观念也变了，大师在哪里，哪里就是主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经常地旅行，经常拿着故乡作为基础，带着故乡旅行，跟故乡作对比，将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去感受着，一定是具有现代诗的性格的，一定能写出具有现代色彩和现代性格的诗篇。
痖弦先生答学生问：
学生：我觉得您的痖弦这个称呼，对于诗歌来说，是一个非常伤感的称呼，我这个观点您是否同意？
痖弦：我高中的时候喜欢拉二胡，喜欢二胡哑哑的声音，因此我在高中的时候壁报副刊上就用“痖弦”这两个字，是少年时代的瞎胡闹（呵呵）。我当时还不知道真的有这个字，我想“瘖哑”的“瘖”字不是有个“病”字边吗？那个“哑”为什么要弄个“口”字边呢？弄个“病”字边好不好呢？就用了。后来我查了查康熙字典，还真有这个“痖”字，就是“哑巴”的“哑”的古写。后来问的人也多了，我就想这样解释好象太浮浅，就找了一句陶渊明的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来搪塞。无弦之琴，此时无声胜有声，不发声的琴可能更好听些也说不定，这岂不是我名字最好的诠释吗？后来还有人解释我这个名字说“大音希声”等，没有那么严重。我也曾经自嘲说“南郭先生”，在乐队里作演奏状，其实并没有奏出什么音乐。
学生：面对诗歌的嘈杂，面对中国的这种现状，作为一个诗人该如何保持他的激情和诗人的状态？
痖弦：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认真。对于生活的珍惜，对于生命的认真，一步一个脚印，一点感觉都不放过，没有其他的功利，那样就能够保持。有了功利的生命就完了。要保持生命的锐气，保持对这个世界继续有意见。我对留胡子的人、长头发的人都很敬畏，因为我知道，留胡子的人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很有意见，长头发的人好象还有一点反古的样子。你对这个世界要保持你的意见，如果完全没什么意见，太平日子流水过，那你就完了。肥胖是诗人的羞耻，你们看我这样胖乎乎地，就完了，你们看我哪一天变瘦了就是要开始写诗了。（呵呵）
学生：您是否经常读别人的诗歌？您怎么读？
痖弦：我什么诗都读，我是编辑出身，什么样的诗都喜欢，什么样古怪的诗都试着去理解它，我是一个文学的泛爱主义者，不是说合我的这种我就读，不合我的我就不读。写作的时候可以有个性，阅读的时候不能有个性，写作的时候可以骄傲，阅读的时候要谦虚。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认为新诗现在成绩还没有赶上旧诗，但是，也没有让旧诗来替代新诗的这种存在，新诗也有若干个成就了。
学生：我问的问题可能会让你轻松一点，我不谈诗，也不谈感伤的问题，谈谈乡情吧。我们是老乡，我是河南信阳人，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老乡的事，就是二月河，他的皇帝系列前些年在海外影响很大，您认为他的作品是否能留传下去，他将来在文学史上是否能有一席之地呢？
痖弦：对二月河我不忍心说话说太重，因为我到南阳去他还在园子里摘石榴给我吃（呵呵），“吃完我家的石榴还说我坏话不像话”。二月河的东西有大众化的品质，所以能够流行，能够得到电视剧的青睐，一步一步地受到欢迎。在台湾，也有一位写历史小说的叫高阳，跟二月河有类似的地方，不过高阳的诗学的底子比二月河要深一点，二月河也不简单，他比较大众化，高阳有时候大众化，有时候也掉书袋，我想这两个人都是很可尊敬的，他们的作品也是会留下去的，至于能不能得到严格的文学尺度评选，那是小说家专业的事情。就比如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你说他就是大众吗，这也太过分了，武侠小说就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要想进入文学的殿堂也不容易，因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即使是最好的武侠小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你究竟还是通俗文学。二月河的作品是介于普通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他里面也有普通文学的成分，所以他很不简单。我想二月河还有很多写作的计划，他现在对大家过分地去捧踩他也烦得很，他也想写点大家看不懂的东西，震震那帮批评家，表示一下“你们那玩意儿，我也会”。（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