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个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进口物品的国家是最幸运的国家，同样，如果一个人内在充足、丰富，不需要从自身之外寻求娱乐，那么，他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因为进口物品使国家花费不菲，仰仗他人，同时又带来危险、制造麻烦。到头来，这些物品只能是我们本土产品的糟糕的代替品，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从他人那里，或者从自身之外期望太多。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极为有限。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孑然独立，这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单独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歌德的评论（《诗与真》）适用于这里：无论经历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最终体会到自身拥有。或者，就像奥立弗·高尔斯密的诗句说的：“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只能在我们自身寻找或者获得幸福”（《旅行者》）。
因此，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到最好。一个人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在自己的身上就越能够发现快乐的源泉，那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无比正确地说过：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这是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极其不确定，并且为时短暂和受制于偶然。因此，甚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它们仍然会轻易终结。
的确，只要这些外在源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人到老年，几乎所有这些外在源泉都必然地干枯了，因为谈情说爱、戏谑玩笑、对旅行的兴趣、对马匹的喜好，以及应付社交的精力都舍我们而去了；甚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也被死亡从我们的身边一一带走。此时此刻，一个人的自身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自身拥有能够保持得至为长久。不过，无论在任何年龄阶段，一个人的自身拥有都是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幸福源泉。
我们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到处充斥着匮乏和痛苦，对于那些侥幸逃过匮乏和痛苦的人们来说，无聊却正在每个角落等待着他们。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份量。命运是残酷的，人类又是可怜可叹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内在丰富的人，就像在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圣诞小屋。因此，能够拥有优越、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深邃的精神思想，无疑就是在这地球上得到的最大幸运，尽管命运的发展结果不一定至为辉煌灿烂。
因此，年仅19岁的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在评论笛卡尔时——她只是通过笛卡尔的一篇论文以及一些口头资料了解到这位已经在荷兰孤独生活了20年的人——说了一句充满睿智的话：笛卡尔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幸福的一个；在我看来，他的生活令人羡慕（《笛卡尔的一生》，巴叶 著）。当然，就像笛卡尔的情形那样，外部环境必须允许我们支配自身，并从中汲取快乐。所以教会派已经说过：“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智慧帮助一个人享受陽光。”
谁要是通过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交上好运得到丰富的内在，那他就要小心谨慎地确保自己幸福的内在源泉畅通无阻。但这样做的条件是拥有独立和闲暇。因此，这种人会乐意以俭朴和节制换取上述二者。如果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依赖快乐的外在源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对职位、金钱、世人的赞许和垂青等诸如此类的指望终究不会把这种人诱入歧途，牺牲自己以迎合人们卑微的目的或者低下的趣味。有机会的话，他就会像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的信中所建议的那样做。为了外在的荣耀、地位、头衔和名声而部分或全部地奉献出自己的内在安宁、闲暇和独立这是极度的愚蠢行为。歌德就是这样做了。但我的天才却坚定不移地指引我走向与此相反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真理，即幸福源自于人的内在，被亚里士多德的真知灼见所引证（《伦理学》）。他说：每一快乐都是以人从事某种活动，或者应用人的某种能力作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快乐也就无从谈起，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即人的幸福全在于无拘束地施展人的突出才能——与斯托拜阿斯对逍遥派伦理学的描述如出一辙。斯托拜阿斯说：“幸福就是发挥、应用我们的技巧，并取得期待的效果。”他特别说明他所用的古希腊字词指的是每一种需要运用技巧和造诣的活动。
大自然赋予人们以力量，其原始目的就是使人能够和包围着人们的匮乏作斗争。一旦这场斗争停止了，那再也派不上用场的力量就会成为人的负担。因此，他必须为它们找到消遣，亦即不带任何目的地消耗这些力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就会马上陷入人生的另一个痛苦无聊之中。因此，王公、巨富尤其受到无聊的折磨。关于他们的痛苦，卢克莱修留给我们这样一段描写。当今我们在每个大城市，每天都有机会见到类似的例子：“他经常离开偌大的宫殿，匆匆走向室外露天——因为在屋子里他感到厌烦——直到他突然返回为止，因为他感觉出门并没有好得了多少。又或者，他策马驰往乡村庄园，就好像他的庄园燃起了大火，他必须匆忙赶去扑救一样。但刚跨进乡村庄园的门槛，他就无聊地呵欠连连，或者干脆倒头大睡。他要尽力去忘记自己，直到他想返回城市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