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自《超越生命的选择》，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母亲）安娜-玛丽既无金钱又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但我父亲毫无道理的弃世使施韦泽一家（编者注：萨特的外祖父家）愤愤不平：他简直像是休妻。母亲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又没有早作准备，被认为咎由自取，谁让她懵懵懂懂地嫁给一个不耐久的丈夫呢。但对待细高个儿阿莉亚娜怀里揣着孩子回到默东，家里人的态度倒都是无可指责的。我外祖父已经退休，这时他复职就业，并没有一声怨言；我外祖母，虽然得意，但并不喜形于色。安娜-玛丽虽然感激涕零，但在好意相待中猜测到责难。无疑人们情愿接纳寡妇，而不喜欢做母亲的姑娘，但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先在默东后在巴黎，一概如此：她身兼数职——女管家，女护士，膳食总管，太太陪房，女佣人，但依然抵消不了她母亲无声的怒气。
让我服从谁呢？人们给我介绍一个高个儿年轻女子，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但我自己却把她当作大姐姐。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在我看来，她是伺候我的呢。我爱她，但要是谁都不尊重她，我怎么会敬重她呢？
倘若我万幸有一个妹妹，我会感到她比安娜-玛丽更可亲吗？甚至比卡尔妈咪更可亲吗？说不定她便是我的情人。情人这个词，我当时经常在高乃依的悲剧中见到，但不解其意。情人们拥抱亲吻，海誓山盟永睡一张床（稀奇古怪的习惯：为什么不像我和母亲那样分开睡在两张相同的床上呢？）。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然而我揣测到在冠冕堂皇的构思里藏着一团毛茸茸的肉体。总而言之，要是我当哥哥，说不定会犯乱伦罪呢。我大胆地设想着。想入非非吗？掩饰禁忌的情感吗？两者都很有可能。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有一个妹妹。
母亲依然是唯一使我动感情的亲属。我千错万错不该到妇女们中去寻找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妹妹，难怪我碰了钉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写到此事，当年为卡米叶惨遭杀害而愤愤不平的怒气又涌上心头。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活泼，以致我想：贺拉斯的罪行兴许是我反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军人居然杀害自己的姐妹。
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尽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就关系到写作而言，这一点也不重要。直到十四岁我常把我写的东西给母亲看，她说，“非常好，非常不错的想象。”她不把它给继父看，他也不注意它。他知道我在写，但他一点也不关心。而且这些作品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但我知道继父不关注它。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总是为反对他而写作。我的整个一生都受此影响。写作就是反对他。他不责备我，因为我太年轻——我做这事获得的自由比玩棒球还多——但事实上他是反对我的。
我在享利四世中学一直待到十一岁。然后我去了拉罗舍尔。我的继父朋友的圈子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使我不可能同小姑娘有什么接触。他认为在我这年纪我应该同男孩子玩。我的朋友应该是我中学的男同学。我的父母只是同县长、市长和一些工程师——以及类似这样的人——结识，而非常偶然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年纪小的女儿。这样，在拉罗舍尔，我的时间整个地浪费掉了，我所有的只是对母亲的两三个朋友的一些模糊感受，但那不是太多。我确实对我母亲有一种感受。十三四岁时我得了乳突炎，动了手术。我在病房住了三星期，我母亲在我旁边安了一张床，床的右角对着我。晚上我睡下时她开始脱衣服，而她几乎脱光了。我醒着，半闭着眼睛通过眼睑看她脱衣服。顺便说说，我的同学想必发现了她给予他们的感受，因为当他们列举自己喜欢的女性时，总要提到她。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开始不同母亲在一起的时期。我的继父确实是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我失落了什么，失落了某种不仅同她相关也同自由观念相关的东西。在这以前，我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有特权的角色，而现在我失去了这种地位，因为有了一个人，他同她一起生活，他对她有首要的作用。以前，在我同母亲的关系中我是一个王子，现在我只是一个二等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