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的珍贵藏书
《骆驼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 1945年伊万·金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数千名青年学子赴美求学，此书出版后在这些学子中掀起阅读热潮，任职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甚至没能买到第一版，于是购买第二版的毛边本阅读。所谓毛边本，是指图书装订成册时不加裁切，由读者边阅读边裁切，以增加阅读乐趣。由品相可知，钱学森阅读时裁切得很仔细。
钱学森的毛边本藏书Rickshaw Boy。现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此书定价2.75美元，对于钱学森的7000美元年薪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但此书却寄托着浓厚思乡之情。祥子谋生的北平，正是钱学森少年时代生活的北京。钱学森于1914年至1929年跟随任职教育部的父亲钱家治在北京生活15年，晚年还经常回忆起儿时在中山公园“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角楼”的美好滋味。父亲还在他读小学时雇过一辆“洋包车”负责接送，不知他在阅读时是否会想起当年接送他的“祥子”。
钱学森与父亲钱家治
1955年钱学森回国时，此册藏书同其他藏书一起漂洋过海，由加州帕萨迪纳托运到香港后又经海路运抵天津，随后再运到钱学森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1960年他搬到位于现在北京航天桥附近的航天大院居住时，此册藏书也被搬运到此处并珍藏于家中书柜。2011年钱学森哲嗣钱永刚教授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一批藏书，其中就包括此册藏书。
文学作品的阅读历程
追溯根源，钱学森的文学作品阅读启蒙深受父亲钱家治的影响。钱家治（1882-1969），早年在求是书院读书，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回国后服务于教育机关近20年，有着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钱学森于1923年至1929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寒暑假都会收到父亲开具的阅读清单并要提交阅读笔记；父亲会认真“批改”后再将意见反馈给钱学森，以此提升儿子的阅读、思考与作文能力。此间，钱学森阅读了包括《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夯实了“文言文”基础。
钱学森的阅读启蒙还受到鲁迅影响。最早由于中学国文老师董鲁安经常表达“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使钱学森发生好奇心而阅读鲁迅作品，且通过阅读“就崇敬鲁迅先生”。其实，鲁迅和钱家治是教育部同事，钱学森经常见到这位“周叔叔”。晚年钱学森还购买过《鲁迅全集》作为珍藏，甚至还曾借用日本学者藤山纯一的话作为座右铭，即“鲁迅生前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尚未解决，阅读和研究鲁迅作品，因此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从捐赠的钱学森藏书来看，他在1935年至1955年留美之际，还开始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他回国后作为航天事业领导者忙于公务，但仍不忘阅读文学作品，甚至还自费订阅《人民文学》杂志。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退居二线之后，阅读文学作品更是成为一门“必修课”。从类别看，包括小说、散文、诗词歌赋、戏曲和戏剧等，如《茅盾全集》《清稗类钞》《元散曲的音乐》《芥子园画传》《金元明清词选》《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从国别看，还包括欧美国家的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契诃夫小说选》《斯巴达克思》《谁之罪？》《处女地》《安娜·卡列尼娜》等。
钱学森搬进中关村宿舍时的留影，茶几上放的是《人民文学》杂志
独乐不如众乐，钱学森还常向友人推荐佳作。例如，当他读到毕淑敏的《翻浆》后“深受感动”，就将其推荐给友人。由阅读而受启发，他不再满足做个“文学艺术爱好者”，而是开始进入理性思考状态；他不仅深度研究《中国文学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绘画史》《古典戏曲十讲》《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艺中的形式方法》等理论著述，同时还将《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研究》《文学研究》等杂志作为必读清单。
提出“中国文学格调”论
“中国文学格调”是钱学森晚年思索科幻小说如何中国化时提出的命题，但其内涵实则面向整个文艺理论的范畴。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要“不忘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艺传统”，以敏锐眼光“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另一方面，对待其它国家文化不能一味“发牢骚”，而是要能够客观分析和批判吸收其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在不断地推进两者结合的过程中体现“中国味”，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钱学森于1947年暑期回国探亲之际获赠的林庚著作《中国文学史》，是他晚年研究文艺理论的一本“枕边书”。现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基于此，钱学森提出从“文艺体系学”“文艺能力学”“文艺政治学”三个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他又从内容上将文艺分为11个方面，即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园林（盆景、窗景、庭院、小园林、风景区、国家公园等）、美术（绘画、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等）、音乐、技术美术（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烹饪、服饰、书法、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等）。这种分法具有更广泛的学术视野。
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还特别提倡“科艺结合”并“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交朋友”；既要使科技工作者“尽可能学点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又要使文艺界的人“能学点科学技术”。此类观点对于当今文艺理论的研究，仍不无积极的启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