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人情”恐怕是不入正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按照朱自清的说法，这背后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散文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的基本要素。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曾经赞叹韩非子“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他们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
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散文家孙犁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和“豁达”的一面。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在我看来，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和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像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中国文化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
“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构成了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时代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