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春兴（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我莞尔一笑。我出版过两本经济学教材：一本是写给大一学生的《经济学原理》，另一本是写给大四学生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另外，我还出版了《中小学生经济生活观察日记》，读者群是十二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在写非文学类图书时都得先设定读者群，因为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需求和理解力。作者罗伯特·墨菲说他设定的读者群有两类：一是中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二是初次接触经济学的社会人士。是不是很巧？他们不就是我正想开发的读者群？既然这工作已有人完成，而且做得比我能做的还要好，我就不必自己再费神操劳，不如好好写篇推荐序。
这两类读者群的共同点是渴望能系统地学习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由于经济学已是当代显学，他们每天会从媒体或社群中，听到许多概念不清楚甚至彼此矛盾的经济话语，困扰又疑惑。市面上确实有不少经济学通识类的图书，但内容类似百度或谷歌经济条文的诠释版，能见树却看不到林。所以，他们盼望能有一本系统性的基础经济学，但不必完整到像《经济学原理》一样。这本书便是以此目标写的，而且写得很好。
《第一本经济学》出版后一直很畅销，但你正在翻阅的这本是新的升级版，每一课都增添了作者批注、拓展资料、课后实践和习题答案。作者罗伯特·墨菲对这几部分已有清晰的说明，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就谈一谈作者不够篇幅写的两点：经济学的逻辑系统以及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理念。
我们先谈谈经济学的逻辑系统。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宣扬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理念。当时的各国沉溺在重商主义中，相信政府只要操控政治和军事就能创造国家财富。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在讨论市场经济理念，但都是在对个别议题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偶尔也会影响政策，但并未被视为一套治理理念。亚当·斯密的贡献就是将这些论述发展成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并影响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理念。
具有系统性逻辑的学科都有三个要素：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论和分析逻辑。
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价值论、交换论、增长论、政府论和文明论五大议题。这些议题分布在本书的23课里，譬如增长论就安排在了第8课“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第9课“企业家精神和竞争”以及第10课“收入、储蓄和投资”，政府论则安排在了第7课以及第17课到第23课。
研究方法论是基于对某一学科的认识所发展出来的分析视野。就这本书来说，作者罗伯特·墨菲采取的方法论是主观论。主观论的推理起点是，能行动的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意志与手段。这是许多前辈学者在摸透经济学之后发展出来的分析视野，并传承到作者这里。他便持此视野去分析个人表现以及与生活相关的各种行动，比如选择、交易、生产、投资等，这些也是全书讨论的议题。方法论就是要求这些议题必须贯穿在同一个分析视野下。
分析逻辑是指议题的论述过程必须遵循因果关系的逻辑去推演。譬如，我们在理解“当商品的供给增加而需求不变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的经济逻辑后，就可推知“当货币供给增加而需求不变时，货币的价格就会下降”。货币价格下降就是货币不值钱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用较多的货币才能交易到相同的鸡蛋或苹果。如果货币供给增加，而现实中的货币价格并没下降，我们就得去探查哪方面的货币需求增加了。
总的来说，具有系统性逻辑的学科论述都受到严谨条件的约束，以至每一本经济学教材写下来都接近百万字，正如我写给大学生的那两本。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通识的书，虽然内容很充实，却很难有系统性逻辑。几年前，有一本《小岛经济学》算是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困难，不过它设定的读者群的年龄很接近我那本《中小学生经济生活观察日记》。对于中学生和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读者群，这本书是我知道的唯一成功的著作。
读者一定想知道：为什么经济议题不宜单独论述，而必须从社会的整个经济活动去讨论？理由有二。第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会有各种行动。这些看似独立的行动，其实是整体思考过的决策。如果其中一项行动受挫，个人就会调整其他的行动去配合。第二，个人会考虑其行动影响他人后受到的影响，然后会重新修正自己的各种行动。因此，只有透过系统性的逻辑，我们才有能力预估那些无法凭直觉去预知的行动后果。
接着，我们谈谈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说，在中国的崛起中，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持续，在持续时间上超越盛唐和大英帝国，而不是重蹈大秦或蒙古帝国的覆辙。经济学来自英国，所以我们就通过回顾经济学和大英帝国的关系来讨论。
1837年，当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正处于国力巅峰时期，虽然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经独立，但其属地遍及全球，包括现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国的疆土。自英国在16世纪末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其盛世一直维系到美国崛起的20世纪，长达300多年。英国强盛的秘密就是，强大的海上舰队背后有着长期稳定并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
维多利亚女王明白“岂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登基后就搁置重商主义，转轨到市场经济理念上。经过半个世纪，这个理念在不少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以及和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约翰·密尔的发展下，已广受各界赞扬。然而，此时市场经济理念仍未被任何国家奉行。
维多利亚女王之所以有推动市场经济的魄力，除了勇气外，也有远见。魄力或许来自皇家的血统与历练。可远见呢？透过水晶球看到未来幻影的能力是魔法，不是远见。具有远见的人能够理解行动或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这些效果无法靠直觉去预知，只能循着逻辑去推演。经济学正好就提供了这么一套逻辑。这套逻辑的价值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维持了大英帝国的盛世，更开创了当代的人类文明。
那么，市场经济理念的要旨是什么？我们可以先看看重商主义，再回过头来比较。首先，不论哪一种主义，财富的最终来源都是生产，而生产需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生产技术与知识的利用。其次，在个人独自生产的情况下，产量很快就会达到极限。若能够去找人合作生产（这里的合作指组织或控制的方式，编注），个人就能发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合作生产的经济逻辑是，个人利用了他人持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产量。然而，合作生产的产量很快就会达到极限。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个人势必要去寻找其他人进行合作生产，利用其持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这个逻辑对于国家也是一样的。
合作生产是重商主义所理解的财富创造的经济逻辑。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并非只会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金银财宝去累积财富。一开始，这类国家建立殖民地，重新组织和运用殖民地的资源与劳动力，去提高殖民地的生产量。然而，由于生产合作的生产量迟早会到顶，这迫使他们在生产之外开辟新的道路。
合作生产并非累积财富的唯一方式，市场经济理念认为交易比合作生产更具效率，也更文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不久，就开始在香港这片土地实践交易理念，因为当时的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绝不可能以生产为主。香港将成为英国与清朝交易的中心。交易的内容不只是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两国所生产的商品。
我们就以英国用工业制品和清朝交换丝绸为例。英国不再需要直接占有、控制、组织和运用生产丝绸所需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而是通过交易丝绸便可以间接利用清朝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英国在购得丝绸后，就可以享受清朝生产丝绸的师傅所拥有的技术、经验和知识，而不需要英国国民去学习和拥有这些技术、经验和知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口大约是2 000万人，就只有现在成都这么多人。英国如果能以交易方式去利用清朝的师傅所拥有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就能让自己的国民向科技、思想、生物等其他领域探索。唯有奉行市场经济，英国才能广泛地利用世界各地的技术、经验和知识，也才有可能维持日不落帝国长达300多年。
在重商主义的合作生产下，民众是被组织起来去生产的。他们缺乏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个人拥有一些技术、经验和知识，也缺乏诱因去发挥，更不会想要精益求精。在香港，这里的民众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治理，因此能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并让20世纪的香港发展为繁荣富裕的东方之珠。
简单地说，经济学首次将交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逻辑体系，这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放弃重商主义。其实，以前的中国学者也很熟悉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易历史和大唐盛世是息息相关的，只是他们未曾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念，也就缺少了说服历代君主和朝廷去奉行市场经济的理论。直到清末西学东渐，严复和梁启超才再度引入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念。只可惜，那时的中华大地烽火连年。很幸运，中国又再度崛起，经济学已成为显学，但愿这新的契机能扭转历史。
